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

开放经济中,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把影响经济波动的国际因素传导到了国内.可以预见,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会强于经济波动的冲击.金融发展所具有的功能可以提高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创新,本文在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分析中国1978-2006年的数据,证明金融发展对我国贸易具有显著影响.     

金融周期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基于时域和频域相结合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两变量SVAR模型，采用时间序列时域和频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金融周期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金融周期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衰退期和繁荣期，金融周期冲击可以分别解释经济波动的57.78%和18.01%;(2)金融周期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呈现时变性，在2011年之前，造成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是金融周期冲击，可以解释经济波动的60.79%,而在此之后，只能解释经济波动的17.88%;(3)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在不同的频域内存在着双向的影响关系，但在二者的主要周期部分金融周期领先经济周期波动，说明存在着从金融周期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制；(4)金融周期的中周期和短周期分别与经济周期的中周期和短周期重合，表明二者存在着周期共振。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应对金融周期波动以及维持经济稳定具有良好的政策含义。     

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支出能否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使用1987-2013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文章考察了政府支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考虑政府支出规模的内生性后,2SLS估计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支出规模主要发挥了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因而减少了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变动对总量产出冲击较大,从而增加了经济波动。进一步控制了贸易开放、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冲击、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结果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方面,需要权衡政府支出规模与政府支出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中国的金融发展、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一项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1993年-2005年),检验了中国的金融发展、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我国金融系统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和完善,金融发展可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生冲击的敏感性,从而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有利的运行环境,防止宏观经济大幅度的波动.此外,回归结果还表明金融发展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可能是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得以实现的,而不是投资总量.这一结论为进一步研究投资结构与增长和波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产价格、金融加速器与经济稳定

本文以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为对象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在BGG模型基础上,运用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考察了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稳定影响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并对名义冲击与实际冲击的效应、不同经济结构下的经济波动进行了比较。认为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可以运用金融加速器机制解释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经济政策主要应减少名义变量的冲击,在资产价格波动较大的时期可以对不同部门采取不同的信贷政策。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为研究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2013—2022年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并验证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间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人物

张文岳：学习科学发展观使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王珉：坚持不懈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袁纯清：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苏荣：努力将经济波动期转变为发展机遇期。     

美国经济波动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经济也更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本文考察了美国经济波动对东亚8个开放经济体的影响,结果显示,东亚经济大约有18%的波动来源于美国经济的冲击,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和东亚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和金融联系。由于各经济体在经济总量、汇率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受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不相同。总体看,这些冲击持续的时间大约在15个季度。     

外部冲击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同性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在样本期内,中国与各国经济波动的相关系数随时间变动较大。进一步使用面板数据对经济协同性演变背后的动因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双边贸易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对经济协同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负;中国与各国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程度、财政政策协调程度以及汇率波动程度也对经济波动协同性有一定影响。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了经济波动吗?——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视角的TVAR模型检验

文章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视角,检验在长期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是否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从理论上看,大宗商品价格变动通过现金流机制、净财富机制和预期机制等多种途径,嵌入到金融加速器效应中并对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较大时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要大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较小时的效应,这说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不仅如此,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还对一些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上。文章的政策涵义包括:在经济下行时要适度采取刺激性货币政策,防止大宗商品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螺旋式下降,从而抑制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经济波动的影响;货币政策要防止通过套利活动加剧大宗商品在短期内出现的价格超调现象,从而避免诱发更多的经济波动;要引导和管理好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预期,平滑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密切关注美元汇率和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产生的影响。     

金融危机为何无法预防

经济的变化与起伏,可以从不同层面来追溯其影响因素,但是往往要追溯到人类心理,才具有最终的强大解释力。据说即使在格林斯潘声望最隆的时期,有人问：你可以减轻经济波动,但是可以消除经济波动吗？格林斯潘说：不行。为什么？因为人性使然。     

金融经济的风险及其防范措施分析

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的经济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金融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相应的风险,这些风险对于整体金融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对整体社会的安定,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文章对我国金融经济中的风险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希望可以实现我国金融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减少风险发生率,提升整体社会的安定性,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快速稳定发展。     

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吗?——跨国经验分析

金融发展经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同样的,金融发展也可能会影响能源需求.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金融系统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这样的传导途径,使能源消费结构发生变动.本文对全球55 个国家23 年(1985～2007)的面板数据库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确会影响能源消费与需求,进而影响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动.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会促进"化石燃料"能源和替代能源消费的增加,减少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对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制定能源相关政策和对高能耗部门进行产业调整时,要考虑金融发展的影响.     

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和对策分析

房地产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发展趋势迅猛的前提下，房地产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导致房地产经济收益不容乐观。本文将对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因素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对如何控制影响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区位熵、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促进大湾区经济增长,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同时,大湾区建设形成的"吸虹效应"明显,引致周边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大湾区集聚,不利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从金融的具体表现来看,银行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最为突出,证券业和保险业的作用尚不明显。因此,在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资源配置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金融发展效应差异与城乡经济不均衡增长（1978—2007）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的实践也证明金融发展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效应似乎并未在城乡经济增长取得均衡。本文运用VAR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从金融与城乡二元经济的二元层次来分解金融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城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经济得益于城市金融的巨大发展,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也促进金融资源在城市的优化配置;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影响甚微,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并无长期的均衡关系。     

商业银行税负、信贷规模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分析

商业银行是经济活动的金融中介,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PVAR)模型考察商业银行税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税负显著降低了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直接冲击效应显著且存在一定滞后性。同时,信贷渠道会放大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该冲击效应要远大于银行税负的直接冲击效应。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应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总体税负、强化税收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充分释放税收“红利”,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因果关系——基于多变量VAR模型的分析

文章用中国各省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是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原因,逆向因果关系不明显。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基于1981—2012年的实证分析

统筹城乡发展,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相互影响机理研究对于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1981—2012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三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且金融发展是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发展,但这个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经济增长扩大了收入差距,反过来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在前期抑制了金融发展,但长期看来,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且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在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