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法律至上理念下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司法是适用法律的过程."公正与效率"即是司法实践对司法价值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法院长期追求的价值目标.[1]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核心方面.笔者认为法官作为法律运用者,秉着法律至上的理念,引领着社会走在法治的最前沿.但立法上的滞后及局限和司法上人的因素,使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赋于成为必要.同时,司法自由裁量权必须受到一定的约束.因此,笔者试从四方面浅谈法治之法律至上理念与司法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论和谐社会中的法官裁判原则

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检验司法公正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同事同判”。相反,如果“同事不能同判”,则不仅会对人的价值与法的公正造成伤害,而且势必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根本性的危害。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以“同事同判”为核心,建立起符合中国法治社会特殊性的司法秩序,让法官建立正确的司法理念,遵循理性的裁判原则,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浅议法律思维及其对行政法治建设的意义

法律思维作为一种职业性思维,应"以法律、法理为根据",同时以法律之上、忠于法律的理念和实现法律公正为使命感。法律思维对于法治国家的构建及实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能否步入法治社会,关键在于法律思维能否深入人心。运用法律处理问题首先应实现由日常思维向法律思维的转变,加强对法律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法治的实现以及解决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浅论我国司法良知的塑造

法治社会是司法最终裁决的社会,法官运用法律定分止争。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不仅仅依据事实,适用法律,还要结合自己的良知去审理具体的案件。法官的良知是其灵魂,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本文拟从法官良知角度,初步探析我国司法良知的塑造。     

司法决策中的“父爱主义”管制逻辑

在包括赵春华案在内的诸多引发舆论关注的争议案件中,法官或许并非不是不懂得如何利用社科法学的判断能力与法教义学的裁判技术去弥合司法标准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巨大断裂,而更可能是基于其“父爱”式的社会“管制”取向而对司法后果的实质合理性问题做出了“爱之深,责之切”的价值决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为了保证良法的颁行能够导向预期的善治,法律必须以其作为“社会交往机制”的系统潜力而彰显其公理性与司法的合理性。只有首先确立基于交往原则和承认社会自主性的权力逻辑与法律决策结构,那种体现“人性化”“人文化”和“人权化”的方法论逻辑才有可能在法律的运作中获得国家体制官僚无法武断拒斥的实效。     

市场经济、信用制度与法制保障

信用关系、信用秩序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我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进程中,为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信用秩序,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初步形成了必要的法律体系.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信用制度的建立还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进程.本文列举了近两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信用秩序混乱的表现及危害,从历史、运行、体制、政策操作和法律等方面分析其成因,强调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制保障不力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同时,提出从完善、强化法制入手构建有效的信用制度是关系当前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问题,并从立法、司法、执法及法律教育几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     

试述法律论证中的对话与修辞方法

我国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推理仅仅遵循形式逻辑的要求,推演出裁判结论,而推演过程本身不能自动保证作为推理大、小前提的正确性,通过引入法律论证的方法,采取对话和修辞的方式来论证作为法律推理大、小前提的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然后据此进行法律推理,从而确保裁判结果的相对公正。     

“卡迪”模式与刑事公正司法的实现

从“有法必依”到“公正司法”喻示着一种刑事司法观的应然转变：　放松了司法者对法律文本本身严格服从的要求,更加强调文本之外的个案公正、合情理等实质合理性依据。这对破解当下具有普遍性的法条主义裁判思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政策支持和启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本意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绝不能推导出“法有明文规定即可定罪处罚”的结论。韦伯关于中国古代司法系“卡迪”模式（即“非理性”）的论断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及合理性,这种卡迪模式对实质公正的追求具有目的正当性,不宜将此简单视为“恣意司法”的代名词,其中体现的能动性判断具有司法出罪维度的意义。在目前刑法体系下,法的公正价值与法的安定性并不存在冲突,出罪的理论依据与规范依据完全可以得到恰当融合,但在法适用中需要缓和法的命令性要求。恰当的说理论证是嫁接法的安定性与个案公正的纽带,该过程实际上是将合情理、合目的等价值考量揉入刑法文本的理解、适用及说理论证过程当中。     

论决断的类型化——在政治与法律之间的考察

由于施米特并未准确地将其1933年《法学思维》中的“决断”限缩为1922年《政治的神学》中的“狭义决断”,并无限放大了司法裁判之中的非理性因素,最终导致了其决断论以“广义决断”侵蚀了其具体秩序论,从而导致施米特否定了自己的具体秩序论。经由对施米特“狭义决断”生成史的考察,可通过区分制宪决断、其他纯粹决断与宪制决断的方法来化解困境。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宪制决断的背景,通过对施米特与卢曼思想的比较,借鉴卢曼的组织决策理论,可将宪制决断区分为法律系统中的司法决断、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决断与立法决断三种类型。在我国宪法语境下,制宪宣示可明确我国宪法中的宣示内容、宪法修改与制宪权的关系,以及明确维护国家安全决断的定位,从而被兼容地应用于我国宪法语境之中。     

法律地理学论纲

法律地理学不是“陡然出世”的研究领域。其沿着关联性脉络与辩证性脉络发展，核心是研究“人—法律—地”的学问。法律地理学有着反思空间排斥现象的制度原因、阐释“城市与乡村”“省域与市域、县域”等具体空间的规范性意涵、深化地方法治建设等功能。法律地理学的关键范畴是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尺度、身份和边界，研究方法主要是“行为—结构”分析与“双重想象”。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与可持续性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连续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宏观税负持续下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积极财政政策何去何从?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一种财政政策都不可能长期不变地存在下去.如何理解积极财政政策?如何让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如何让财政政策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文章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初步的回答,并在讨论财政政策理论发展趋势的同时,展望中国未来的财政政策.     

论行为公共政策及其在财政治理中的应用:逻辑、案例与对策

行为公共政策尚处于全球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而其应用特别值得中国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财政治理的重视和探讨。本文首先论述了行为经济理论四个阶段的发展逻辑,并对每个阶段进行了简要述评。基于理论逻辑所揭示的从"经济人"到"人类"的假设条件变化,在对公共政策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阐述了行为经济为其带来的改变,并对行为政策与传统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接着,在提出行为政策的五点特征及其对财政治理的启示后,本文较详细阐述了行为政策在全球实践的典型案例,并在最后为中国当下财政治理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现状与政策取向

财政是国家的综合职能部门，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是对中国财政改革的基本看法；第二是谈谈我国财政改革运行所面临的问题；第三是今后财政发展战略目标和政策思路。     

金融稳定政策分析:以议程设定为例

传统上人们一直将金融稳定视为经济学问题。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意识到金融稳定更是一项公共政策。本文分析了将金融稳定作为公共政策的原因,并以其议程设定为例分析了金融稳定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在此基础上,将金融稳定的公共政策分析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揭示其对我国金融稳定工作的启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财政支持对策与思考——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受到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成本增高、终端市场受限、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等发展瓶颈制约问题.如果这些困难和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和阻碍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要以降税减费为主攻方向,减轻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压力,帮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课题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提出财政部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1234"工作思路和对策措施,积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强起来、发展质量高起来、发展速度快起来,为达州加快实现"两个定位"和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做出积极贡献.     

以公共风险的结构和强度重塑财政政策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和发展目标的变化,财政政策体系目标和运行逻辑也需要超越建立在确定性思维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财政政策供给要根据风险权衡原理,视公共风险的结构和强度进行相机调整.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财政须充分发挥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的作用,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作为财政政策体系运行的目标,与金融环境协调配合,在保证财政自身风险可控前提下,通过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为经济社会注入确定性,降低风险、引导预期,使经济社会系统整体的公共风险最小化.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systems: a failure in risk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growth in the UK of the use of public space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CTV) systems as a means of controlling risk. The evidence as to the efficacy of CCTV is equivocal, but despite this successive UK governments have extolled the virtues of the technology, and have made money available to fund a large number of systems. There has been little debate outside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n the use of CCTV, therefore there is an apparent paradox between CCTV's use as a medium for communication and the paucity of risk communication from government to the public. Due to apparent public acquiescence to the use of CCTV, government appears to have felt that informed debate is not required. Using a multimethod case study of the largest residential-area CCTV system in Scotl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strong desire amongst the public for CCTV, suggesting that at present they have been unconcerned at the lack of policy debate and hard empirical evidence.     

财政政策定义的重构--来自两百年间的文献研究与中国实践的启示

财政政策长期缺乏准确定义,引发两重模糊性:与财政部门的行为相混淆;与货币政策的边界模糊。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求财政、货币及其他政策协调。本文通过重新构建财政政策的定义,消除模糊性,从而为政策协调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首先梳理财政政策的词源与其后两百余年间的文献,论证模糊性的存在,并总结理论渊源;在重构定义之后,本文讨论了一般性和具体政策的典型分类,发现新定义既不与公认分类矛盾,又能消除传统概念的模糊。本文重构的定义明晰了财政政策的学理属性与理论边界,提出的弱财政政策的概念对政策制定如何考虑市场平台与政府参与之间的关系有实践意义,该定义的提出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概念基础。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探讨

近年来国内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其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税收政策是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型经济体,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体系,发挥其在疫情防控及经济恢复中的保障作用,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运用相关理论阐述了税收政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必要性,对现有相关应对疫情的税收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提出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的税收政策评析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2021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对疫后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本文从税收的视角,论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恢复发展的作用、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关税收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