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完善与生育率回升——低生育率阶段的欧盟经验与启示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社会,持续低生育率及其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理论上讲,收入分配的平均化和社会保障对生育支持的强化会促进生育率提升,然而现有文献对于在低生育率阶段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生育率的经验分析不足。从高生育率阶段进入低生育率阶段的生育转变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追求生育数量向追求生育质量转变,而追求生育质量导致的生育成本持续增高成为抑制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生育行为受到较大的收入约束,使其实际生育数量低于潜在生育意愿。收入分配的平均化不但减少低收入家庭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比,而且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降低低收入家庭生育行为的收入约束,进而促进整体生育率提升;基于人们对高质量生育的诉求以及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目标,强化生育支持的社会保障改善则会降低社会平均生育成本,从而促进整体生育率提升。欧盟地区较早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并出现了一定的生育率回升,本文以2000—2020年欧盟27个国家为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看,样本国家的基尼系数与总和生育率显著负相关,而社会保障支出与总和生育率显著正相关;随着总和生育率的提高,基尼系数降低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从不显著转变为显著并持续增强,而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均显著;基尼系数和社会保障支出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具有相互强化的交互效应,即基尼系数降低会强化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也会强化基尼系数降低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欧盟地区的实证分析为在低生育率阶段收入分配平均化和社会保障完善可以显著促进生育率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二是通过分位数检验和交互效应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基尼系数和社会保障支出影响总和生育率的机制。本文揭示了在低生育阶段可以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和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生育率提升,有利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实现生育和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在通过高质量经济发展为持续提高生育质量提供物质保障的基础上,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大生育支持,进而有效提升整体生育率。     

互联网使用与女性生育意愿——兼论中国女性生育意愿的结构性降低

基于2014年和2018年CFPS数据，探究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并从互联网微观视角分析中国女性生育意愿结构性变化的成因。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抑制了女性生育意愿，且通过增加生育机会成本和工作—家庭协调成本、推动生育观念转变、促进生育信息交换来实现。在城乡地区，互联网使用通过弱化信息交换限制，更大程度地抑制了身处“信息传递困境”的农村女性的生育意愿，城乡生育意愿趋于收敛；在农村内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越柔化的村落，互联网使用所引致的女性生育意愿自发性转变强度越大，村落女性生育意愿持续向低水平趋同。     

关于低生育率的理论综述

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进入很低生育率行列,中国的部分特大城市甚至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低生育率事实呼唤低生育率理论。对与低生育率相关的七种理论进行分析,包括人口转变理论、理论选择理论、班加茨的低生育率模型、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扩散理论、性别均衡理论和文化视角。这些理论和模型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女性学、行为主义和文化等不同学科,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对生育率进行解读。人口学家不能依靠一个囊括所有方面的宏大理论来解释多样化的低生育率现实,而要从地区模式来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低生育率模式。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对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

通过将生育偏好选择异质性加入简化的三期迭代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对现收现付养老金缴费率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应提高养老金缴费率,考虑到不同缴费水平退休者之间收入再分配,提高缴费率会刺激家庭生育行为,增加未来缴费人数。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对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

通过将生育偏好选择异质性加入简化的三期迭代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偏好异质性对现收现付养老金缴费率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应提高养老金缴费率,考虑到不同缴费水平退休者之间收入再分配,提高缴费率会刺激家庭生育行为,增加未来缴费人数。     

低生育条件下区域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发展效应——以大连市为例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预测分析框架,采用递进生育人口发展模型与年龄移算法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和分析了低生育率下区域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已经步入超低生育率地区的生育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不仅不会带来生育率和人口规模的大幅反弹,而且还有助于缓解人口规模峰值过后老龄化给人口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未来劳动力人口供给不足及其经济负担过重问题,确保区域人口安全及人口和谐发展。     

关于出生性别比问题:成因与反思

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一直是人口研究和性别研究中广受关注的问题。在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现状、出生性别比失衡原因、出生性别比失衡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根源的再认识,即出生性别比失衡和生育率下降存在着某种联系。当一个国家生育率下降速度过快,且下降到一个过低水平时,就会出现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的激化最终形成了质量换数量的生育行为,从而造成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变迁中的生育意愿及其政策启示——-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决定因素实证研究（１９９１-２０１１）

构建影响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四维模型,并利用１９９１—２０１１年ＣＨＮＳ面板数据分析家庭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个人、家庭、区域和政策因素都会影响生育意愿。城乡、区域和不同结构家庭之间的生育意愿趋同意味着现行的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基础已经逐步发生改变,政策重点需要从维持低生育水平转向考虑家庭内在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由“约束型”转向“引导型”;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不可预估,政策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可能导致生育意愿产生意想不到的逆向变化,因此未来更应关注政策过渡的平稳性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引导人们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政策的人性化、家庭化和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也应成为未来调整的方向。     

变迁中的生育意愿及其政策启示——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决定因素实证研究(1991—2011)

构建影响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四维模型,并利用1991—2011年CHNS面板数据分析家庭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个人、家庭、区域和政策因素都会影响生育意愿。城乡、区域和不同结构家庭之间的生育意愿趋同意味着现行的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基础已经逐步发生改变,政策重点需要从维持低生育水平转向考虑家庭内在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由"约束型"转向"引导型";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不可预估,政策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可能导致生育意愿产生意想不到的逆向变化,因此未来更应关注政策过渡的平稳性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引导人们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政策的人性化、家庭化和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也应成为未来调整的方向。     

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异质性与影响机制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为促进女性健康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基于健康资本需求理论,利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劳动力主观健康（自评健康和情绪）和客观健康（BMI指数和是否住院）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首先,无论是女性的主观健康还是客观健康,互联网使用均对其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工作时长、不同户籍、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年份之间存在异质性,尤其与2016年相比,2018年互联网对女性主观健康和客观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有关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健康的作用机制,健康投资与工作压力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面包与孩子：青年失业如何影响生育意愿-来自OECD国家的证据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是世界性难题,近年来在三重压力叠加的影响下,这一问题在我国也愈加突出。与此同时,我国生育率持续在低位徘徊,即使在放开“二孩”和“三孩”政策限制后依然未见明显好转。文章基于1960—2020年38个OECD成员国家的历史面板数据研究青年失业率走高和生育率走低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负向关系,结果显示：青年失业率显著降低了生育率,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可逆性特征;青年失业率的生育抑制效应在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化表现,老龄化程度越高、失业持续时间越长的国家,其生育抑制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青年群体在高失业率下工作压力加大发挥完全中介效应,相对而言,收入质量效应、收入波动效应、晚婚晚育效应等其他作用机制均没有得到实证支持。可见,生育促进政策要注重从青年群体初次就业市场的源头抓起,做好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政策布局。     

城市化、生育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从内生增长和生育选择视角分析城市化、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实证模型检验相关推论。研究发现：（1）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生育率会阻碍收入增长;农村生育率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生育政策提高了生育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显著性。（2）城乡生育率差距越大,生育率差距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越小;城乡人均人力资本差距越大,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越大;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城市化水平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越小。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失业率吗?——基于1972～201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1972~2015年数据,就计划生育政策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了一些变量后,通过回归结果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失业率上升,二者之间具有负相关性。由于人口结构转变和个体生命周期的特殊性的存在,生育政策对失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回归结果显示滞后期为20年。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一定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相反由于人口总量的增加拉动了总需求会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因此,提出政府应适时采取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增加人总量以促进有效需求的增加,从而降低失业率促进就业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个体自利、社会价值与儿童照顾福利态度——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家庭承担的儿童照顾负担是制约生育意愿的关键诱因。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儿童照顾的政府责任开始突显。基于CGSS2017数据,探讨居民的儿童照顾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主义的福利偏好在儿童照顾领域基本得到了延续,相较于政府,居民更倾向于由个人/家庭承担儿童照顾责任;个体自利假设中,仅工作状况和户籍性质会显著影响居民的儿童照顾福利态度;社会价值假设中,受教育程度、社会公平感知、公民权利意识和家庭责任意识均会对儿童照顾福利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政府应增加正规儿童照顾资源的供给,并在资源配置中以公平正义作为准则,适度向弱势群体倾斜。     

普及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来自CLDS村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由于互联网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群体上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普及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小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的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社区（村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内使用互联网家庭的占比提高不仅能显著提升平均家庭收入水平,而且会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基尼系数,验证了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当普及程度小于0.4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具有随着互联网使用率提高由正转负的趋势）,当普及程度大于0.4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当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着重提高弱势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推动互联网与农村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功效,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     

货币政策、所有制差异与商业信用再配置——兼论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治理的微观路径

以2007年～ 201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商业信用再配置行为在新常态下的存在性、异质性及其演变逻辑,并以所有制差异为视角,揭示了货币政策对再配置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实证发现: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不同,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呈现出比民营企业更强的再配置意愿,国企更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的结构性再平衡;宽松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再配置意愿的强化效应高于民企,鉴于国有企业的融资比较优势,上述异质性提升效应意味着全社会资金再分配成本有所降低、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再平衡的效率有所提升.本文为理解新常态下的企业财务行为决策及其政策协调性、理解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通过财务决策来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的能动性及其政策联动性提供了研究视角和分析逻辑,也为分析货币政策对供给侧微观治理的影响及优化政策评价机制提供了实证参考.     

较早放学影响生育吗——来自教育减负的证据

沿着学校较早放学、在校课程时间下降、校外培训时间上升,进而提高养育成本、抑制生育需求的思路,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占教育费用比例作为初中离校时间的工具变量,分析校内课程时间下降、校外培训扩张的生育抑制效应,解释中国生育率下降问题。使用2014-2015年CEPS数据发现：下午离校时间提前1小时,家庭兄弟姐妹数量将下降0.05人。其影响机制在于“校内减负,但校外增负”——较早放学的学校,其学生在校外补习的时间较长、家庭养育负担较重。本文结果为教育“双减”具有降低养育成本、支持生育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构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多维指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发生率,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并对其不同文化类型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作用机制显示,促进收入水平与认知能力的提升、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是互联网使用推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影响机制。因此,积极推进“互联网+文化消费”模式对于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7Ps服务营销要素组合的高职院校互联网招生实证研究——以认同为中介变量

在生源减少的形势下,高职院校应增强危机意识,及时调整招生营销策略加以应对,而互联网的普及为高职院校进行招生营销进而影响学生择校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将高职院校为学生提供的互联网招生展示服务视作营销活动,引入7Ps服务营销理论对其进行分类,创新地定义了互联网环境下的高职院校招生7Ps服务营销要素组合。在此基础上,本文加入了高职院校认同这一中介变量,构建招生7Ps服务营销要素组合、高职院校认同及学生择校意愿三者关系的概念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显示:招生7Ps服务营销各要素均对学生择校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高职院校认同具有中介作用。最后,本文结合高职院校特点,提出了若干互联网招生营销的建议。     

数字素养能缓解女性过度教育吗——基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三期数据(CFPS2016、CFPS2018、CFPS2020),采用计量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素养对女性过度教育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素养与女性过度教育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即数字素养水平的提高能有效缓解女性过度教育问题,从而促进女性就业质量提升;数字素养提高可通过纠正就业地空间错位、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弱化女性生物钟干扰三条路径优化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工作职位不匹配的问题;数字素养对女性过度教育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和性别观念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