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与演化 ——基于2013—2019年经验数据分析

在利用Critic客观权重赋权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DE指数逐年上升,东中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变化趋势,全国30个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从高到低可以划分为四个梯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因此,要基于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基础,采取差异化战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空间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促进数字经济均衡化发展,提升我国数字经济整体水平.     

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揭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趋势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文章首先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对2010—2019年我国30个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考察其空间相关性；然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0—2019年，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高于西部，地区间两极分化严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空间自相关关系，表现出“高—高”和“低—低”集聚特征；环境规制、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环保人数则表现为负向影响；环境规制虽然能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对邻近地区产生了负的空间溢出效应。     

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污染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14—2017年面板数据,分析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污染的时空特征,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检验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年均PM25浓度呈下降趋势,PM25浓度呈现出“夏低冬高,春秋居中”的季节变化特征,PM25月浓度均值呈U型分布。(2)京津冀城市群南部城市PM25浓度高于北部城市,南部城市雾霾污染较为严重,雾霾污染范围呈缩小趋势。(3)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石家庄、邢台和衡水表现出显著的高-高集聚,承德、张家口和秦皇岛表现出显著的低-低集聚。(4)人口密度、能源消费、产业结构和绿化水平与雾霾污染正相关,经济增长、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与雾霾污染负相关。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相关性;动态模型、静态模型在地理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均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动态模型在经济距离矩阵下则具有显著负向溢出效应;短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不同而有所不同;三大经济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直接效应大体一致,东、西部地区长期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中部地区呈现负向抑制效应。应利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期正向效应,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创新优势,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均衡发展,以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数字金融能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机制分析与中国经验

选取中国2011—2020年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中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考察了数字金融对我国狭义、一般和广义三个层次实体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一般和广义层次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赋能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减缓资源错配、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计量的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促进本城市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会对邻近城市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进一步探索后发现：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在950 km以内为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当超过这一阈值后逐渐消失。     

中国式财政分权、环保财政支出与雾霾污染治理

剖析财政分权、环保财政支出对雾霾治理的作用机理,对于新时期污染防治精准施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区间财政支出存在空间策略互动特征,导致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偏向,"挤出"效应明显。财政收入分权显著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而在地理距离和经济水平权重下,财政收入分权的提高会使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减少,地方政府环保财政支出显著提高本地区雾霾污染治理效果,进一步缓解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当前,财政收入分权和环保财政支出的交互作用,不足以有效治理本地区雾霾污染,对相邻地区雾霾污染治理的积极作用有限。     

流通数字化促进了共同富裕吗?——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理论分析流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2011—2019年我国25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流通数字化和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各城市流通数字化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通过实证检验流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通数字化能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并且该促进作用具有动态持续性。(2)异质性分析表明,就流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程度而言,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大于中小城市,长江经济带地区大于非长江经济带地区,内陆城市大于沿海城市,不含贫困县城市大于含贫困县城市,城市群城市大于非城市群城市,高商业信用地区大于低商业信用地区,高创新能力地区大于低创新能力地区,高创业活跃度地区大于低创业活跃度地区。(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流通数字化会通过改善商业信用环境、提升创新能力和提高创业活跃度来促进共同富裕。(4)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流通数字化与共同富裕存在空间集聚现象,流通数字化的发展对邻近城市的共同富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新“索洛悖论”?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结合2011—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在使用工具变量、剔除政策干扰以及利用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正向人才集聚效应、负向脱实向虚效应和异质性的行业竞争效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化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僵尸企业”、非国有与非出口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东部地区与高网络效应地区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生产率赋能作用,应大力支持拥有高研发强度、“集聚型”人才结构的企业成为重要创新主体,并减少对效率型“僵尸企业”的政府补助。研究结论为破解数字经济时代新“索洛悖论”之谜、推动制造业由资源驱动型转向效率优先型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数字技术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生产力的视角

运用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了数字技术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促进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农业生产力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技术对周边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数字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中间门槛值、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单门槛值的地区，数字技术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     

考虑集聚效应的区域技术效率估计及其空间效应分析——基于SFA-空间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在考虑空间集聚效应情况下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中国区域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创新能力和空间效应方面实证分析了各变量对区域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考虑空间集聚效应后,东部地区技术效率有所提高,中、西部地区技术效率略有降低;中国区域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地域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对区域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来自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数字自主化是指城市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化创新能力,是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6—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而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数字人才集聚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则是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此外,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还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示范城市建设时间越长、城市等级越低、产权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人力资本集聚、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消费”协同升级

基于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将人才、数据等新型创新要素与供需两端循环升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性分析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单一效应、交互效应及异质性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均能显著推动本地区“产业—消费”的协同升级，且人力资本集聚正向溢出效应明显，而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却表现出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协同互补效应，但“虹吸效应”和“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减弱甚至抵消了这种作用。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金融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采用2011—2019年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能有效助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还对邻近区域创新产生了空间正外溢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集聚对实质性创新、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虹吸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金融集聚能通过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两条渠道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当前应优化金融空间布局，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空间正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创新发展策略，同时应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区域协同合作。     

北京市雾霾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针对北京市2013—2015年16个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北京市雾霾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各区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处于较稳定状态,空间集聚效应明显。经济发展、工业和建筑业发展、能源消费、交通发展、城市绿化等因素对北京市雾霾污染具有显著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调整能源结构、实行“错季生产”、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等治理雾霾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市场潜能与乡村振兴——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基于2009—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294个地级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传导机制而言，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地区市场潜能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方式促进了乡村振兴。异质性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正向外溢效应更多。     

数字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质量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向外贸领域的加速渗透,数字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对外贸易质量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凸显。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对外贸易质量指标体系,并对其指数进行测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贸易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地促进中国对外贸易质量提升,而且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特殊地区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法分析检验后依然稳健;数字经济不仅能够直接推动中国对外贸易质量提升,而且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质量;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质量受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数字经济对于中国对外贸易质量的提升效应在经济发达省份中更加突出。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服务业省级集聚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对2014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服务业集聚进行研究,采用莫兰指数对服务业集聚水平进行分析,并对各地区的集聚模式进行分类,通过空间滞后模型研究各变量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服务业在各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东部地区大多属于高值—高值集聚或者高值—低值集聚,西部地区多为低值—低值集聚或低值—高值集聚模式;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率、高新技术产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对服务业集聚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行为研究

区域数字创新协同发展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未对其是否存在空间策略互动行为及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和检验。本文将技术创新扩散和创新竞争规避效应假说引入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空间特征分析中,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本地数字技术创新产出数量的上升会带动空间关联地区数字技术创新产出数量的上升,并且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技术进步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策略互动形式来看,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表现出明显的向上竞争效应。第二,机制检验表明,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空间互动效应是由省界竞争规避机制驱动的,城市内部学习示范效应会弱化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效应,外部学习示范机制会强化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产出表现出明显的技术进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高(低)数字技术创新产出城市间存在显著空间策略互动效应。研究结论对正确认识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双向FDI协调发展——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系统梳理数字经济推动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通过测算2011—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及双向FDI耦合协调度,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双向FDI协调的影响机制及相关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双向FDI协调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水平、政府支持、金融发展均能有效促进双向FDI协调;数字经济对双向FDI协调的部分影响是通过产业传导中介效应实现的;数字经济对双向FDI协调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同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金融发展均能强化该特征;数字经济和双向FDI协调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