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基于PSM-DID模型的估计

本文以我国268个地级市为样本,通过PSM-DID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并对高铁开通带来的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高铁开通促进了所在城市金融资源的更快增长并形成集聚效应。分地区来看,高铁开通对中部城市金融资源配置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东部次之,而对西部整体没有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高铁开通对于金融资源占比较小的城市的资源集聚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另外,高铁开通有利于缩小省内和地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但反而扩大了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发展差距。     

高铁开通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基于中心—外围的分析视角

高速铁路的发展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准自然实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高铁网络,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系统考察了高铁开通对长三角中心与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加剧了长三角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保持不变。城市规模异质性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加剧了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对大城市影响不明显;高铁网络中拥有度数中心度越高的地区,越有利于缩小其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影响机制表明,高铁开通加速了劳动力流动进而加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极化效应,且该机制对外围小城市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高铁开通降低了外围小城市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拉大了其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研究表明,多中心、网络化的高铁网络有利于缓解因高铁开通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此外,高铁开通明显扩大了距离中心城市300-400公里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本研究为从多中心、网络化的中心—外围视角理解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为政府推...     

高铁时代中国城市群空间演进:集聚还是扩散

在阐释高铁建设影响城市群空间演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5年中国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实证测度高铁建设对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异构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对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促进了人口与经济扩散,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则促进了人口和经济集聚;高铁促进了大城市的经济扩散,带动了沿线中小城市的经济集聚.高铁联网已经催生城市空间体系格局重构的新动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群产业分工和城市功能布局,加快城际快速路网建设以弥合跨大区域空间尺度高铁建设的联动效应.     

高铁建设是否降低了省内地区收入差距?——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经验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是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创新性地采用卫星灯光数据构造了省内地区收入差距指标,依托2003-2017年中国266个地级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了高速铁路的运营对省内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高铁的运营有利于缩小省域内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在进行了一系列识别性假设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内在机理在于,高铁改善了外围城市的市场可达性,提高了外围城市对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的承接能力,从而有助于省内收入差距的收敛;高铁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还会随着城市所在城市群的发育水平而有所区别,随着城市群发育水平的不断提升,高铁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规律。结论为高铁改善经济福利提供了相关证据,同时也为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高铁开通对不同等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十分突出,高铁开通能否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主题.以2004～2015年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高铁开通对不同等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探讨人口机制的表现.研究表明:在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分组下,高铁开通与流动人口、人口密度交互作用下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其中在高铁开通后,二线城市以人口流入的方式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三、五线城市以人口流出的方式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大城市在高铁开通后,通过人口密度的提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我国需完善以高铁为骨干的交通运输网络,发挥高铁的人力资本配置作用,并针对不同等级城市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发挥人口机制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高铁开通、技术创新与经济空间均衡:一个三部门新经济地理模型的解释

本文构建了一个两区域、两要素和三部门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探析了空间均衡下高铁开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基于此,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模型检验高铁开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理论上,高铁开通能降低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成本,促进创新资源由技术中心区向外围区扩散,使技术创新在区域间实现稳定的“对称均衡”空间结构,进而推动各地区经济实现平衡增长。(2)高铁开通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高铁建设越完善则越有利于促进“技术溢出”,从而提高区域整体技术创新水平。(3)高铁开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技术创新是高铁开通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高铁开通能够通过调节技术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总体上,高铁开通有利于发挥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能够塑造更加均匀的经济空间分布格局。     

高铁开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高铁作为新型的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基于2002—2018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高铁开通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差异 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对威廉姆森假说和开放性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专业化集聚对于没有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而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没有显著影响;（2）产业多样化集聚对跨越城市群规模门槛和处于所有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的影响不显著;（3）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4）在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没有找到支持威廉姆森假说的经验证据,但从产业多样化集聚视角验证了开放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40年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及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过去40年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化水平从17.92%提高到58.52%,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格局在东南方向上发生旋转,东北—西南向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演变成沿海—内陆向,进而演变为目前东南—西北向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格局特征。文章在分析经济地理格局变化所表现的成就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该阶段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存在的突出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区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大,由于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容量超载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可持续的主导因素;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相对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文章建立了未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演变探讨的基本框架,应认知信息化支撑的流动空间、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条件,以及不同人群对人居环境需求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影响作用,提出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把区域功能定位和区域公平性作为前提条件,把引导人口继续向东南半壁适度集聚,以及着手大西北合理开发作为缩小大尺度区域差距的新战略,把形成各具特色、但满足人的居住生活和事业发展的综合价值是相等的城乡空间格局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新途径。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高铁运营与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是否打破了城市群市场分割——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具有时空压缩效应的高铁运营是否促进了城市群内的市场一体化？城市群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又是否打破了城市群内的市场分割？目前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利用2003—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34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了高铁运营与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对于打破城市群内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内地市间“以邻为壑”的现象依旧存在，但高铁的运营与经济协调会显著降低了该地区市场分割水平。（2）高铁运营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得城市群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并将边界延伸至2小时交通圈。（3）高铁运营对于其他城市市场分割的影响效果均大于对本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而城市群内的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仅在相邻地市间发挥作用，对于非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有限。     

成渝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潜力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群区域创新一体化对促进区域内部资源优化整合,带动周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使用随机前沿知识生产模型研究了成渝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潜力,并采用一步法的创新非效率模型分析了影响创新潜力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创新阻力的减少,成渝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在不断提升,且差距逐渐缩小;相比于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拥有更大的创新潜力。同时,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创新效率差异明显。为进一步提高各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应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开放,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扶持力度,优化创新环境,提高工业集聚水平。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泛珠三角经济差异的时空演进和影响因素探析

泛珠三角是横跨东中西部,包含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区。探析泛珠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影响泛珠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泛珠三角地区以沿海城市群和内陆各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分布显著;区域内空间自相关趋势在加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表明内部经济差异在缩小,区域合作取得一定效果;人均GDP总体空间格局稳定,局域内发生演变,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冷热点区域变化较为明显。空间计量表明,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城镇劳动人口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表现出城镇就业人口的规模不经济。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区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其协同创新效率提升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5—2018年地级市数据,以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除山东半岛城市群外,其它三大城市群的平均综合效率值均较第一阶段下降;②外部环境因素对协同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区域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与协同创新效率负相关,研发支持力度、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与协同创新效率正相关;③协同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城市等级存在空间不平衡性;④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促进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数字共治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协同治理的主要实践与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战略,数字共治成为提升国内区域协同发展能级、降低交易沟通成本、扩大产业辐射力的重要支撑。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协同发展基础最好的地区,近年来,在依托大数据平台和数字共治手段,助力区域协同方面,开展了广泛和丰富的探索实践。本文拟从城市群协同发展和数字共治理论视角出发,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共治创新实践作了梳理,提炼了包括长三角在内我国城市群数字共治的主要特征,并从进一步畅通城市群数字共治体制机制、构建丰富数字共治生态和工具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高铁网络、城市碳排放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应越明显;(2)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3)高铁开通提升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可能在高铁网络中发生了转移。     

科技推广服务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以东部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0—2019年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与门槛模型考察科技推广服务业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呈逐年提升态势,且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效率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存在较大差距;科技推广服务业不仅有助于直接提升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还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驱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科技推广服务业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科技推广服务业对拥有不同创新能力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具有异质性作用。     

高铁时空收敛视角下长三角经济联系的变化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利用弗洛伊德算法计算城市间的时间距离,以此对经典经济联系指标进行修正,并研究2009—2019年间该区域高速铁路网产生的时空收敛现象及其对各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影响。结果证实:样本期间长三角区域呈现出了较强的时空收敛现象;纵向看,各城市间经济联系总量和可达性值均表现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逐步增强的趋势,横向看,较早开通高铁的城市产生的时空压缩现象对其经济联系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     

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以“十四五”规划布局的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为对象,结合模糊集合思想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格网化数据集,通过应用投影寻踪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探索性空间自相关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2013—2019年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整体发展态势、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整体呈现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的演化特征;协同性欠佳,城市群间异质化、城市群内同质化特征逐渐显现;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由弱到强的空间集聚特征,以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次之的局域空间集聚特征始终存在;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三大集聚的“高地连绵区”和东北、西北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发展态势,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密西疏空间关联格局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