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支持与应用

5G时代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数字技术发展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社会治理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应用,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推进,需要数字技术的创新和专业人才的支持。     

后新公共管理下政府绩效审计协同治理

以强调多元化治理和协同治理的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弥补了新公共管理所带来的国家治理"碎片化"问题。政府绩效审计产生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后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协同治理思想对我国当前政府绩效审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本文探讨政府绩效审计的战略、多元评价主体等协同治理。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政府建设的协同困境与整合策略

数字政府不仅仅是数据的在线化,更涉及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文章对具有成熟经验的广东、浙江、贵州三省数字政府的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仍存在着重复建设、异构系统数据标准不同、信息孤岛、跨区域协同能力不足等协同困境。基于整体性治理与数字政府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以及现实方面的密切联系,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分析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协同困境成因,即条块分割造成碎片化问题、地方本位主义阻碍跨区域协同、商业化和公共性交织影响公私合作,据此提出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公私合作的整合协同策略,突破政府在信息化领域的组织边界,以形成整体推进的格局,助力政府治理变革。     

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以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为例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实地调研,得出当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乏合法性地位保障、资源保障、专业人才支撑和公信力等问题。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主体协同、政策协同、人才协同、价值协同的“四协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是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当前,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困境,包括人力资源流失严重、基层组织功能弱化、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等,建议从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理念、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构建协同治理体系、采取综合治理方式四个方面入手加以应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根基。     

新时代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可以优化和改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使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近十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取得明显进展、乡村治理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城乡融合和协同治理趋势逐步形成。然而我国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治理主体单一和治理观念落后、集体经济支撑作用不充分、治理制度缺失和社会保障较为滞后等。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路径包括：持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集体经济振兴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夯实乡村治理自治、德治和法治的制度基础。     

城镇化背景下治安治理社会化的探索与创新——以钱江世纪城派出所“物业联席会”创建为例

治安治理社会化的核心是社会力量的参与。从宋代的民治传统到建国以来的政策与实践探索,从警务社会化、治安管理社会化到治安社会化、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等概念的相继提出,构成了治安治理社会化的演进脉络。治安治理社会化的本质是治安秩序维护的多元化,强调多元化共治、过程性理念与互动性思维的有机统一。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以“物业联席会”机制创建为载体,整合社会资源,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治安治理社会化提供了更多可能的路径。借鉴“物业联席会”的创建经验,城镇化背景下的治安治理社会化应坚持党委组织领导,协同推进组织载体创新、联动机制创新与智慧化手段运用相融合。     

从嵌入到融入:政府主导、市场机制协同与乡村人才振兴——基于济南市选聘“乡村振兴工作专员”的案例分析

创新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是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推进乡村持续振兴的核心机制。培育能够融入村庄治理结构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内生力量,建构村庄内源式发展的社会动员机制,成为近年来各地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大实践难题。本文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府—市场—行动—目标”分析框架。目前政府主导下的乡村人才振兴市场协同机制建构,已经渐次发展成为国家派驻工作队制度的有益补充,在实践中不仅为优化村两委班子成员配置提供了直接力量来源,解决了村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畅通了人才返乡渠道,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搭建了社会动员平台。但同时,囿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协同机制探索才刚刚起步,实践中还存在顶层设计不健全、对选聘人员的角色认同存在偏差、管理考核不均衡、人员稳定性不足等具体限度。为此,要以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协同机制和顶层设计为抓手,以建立村干部后备人才递进培养机制为宗旨,促进乡村人才振兴市场协同机制的推广实践,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实现从嵌入到融入的实践转型。     

乡村振兴视域下我国农村环境风险治理的规范路径——基于城乡分治与协同共治演进视角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发展与现代转型的耦合衍生了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逻辑发展进路,也形塑了工业、现代乃至风险的中国式多元社会运行轨迹。城乡分治二元结构下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失序、环境污染转移等累积性或突发性环境风险仍处于不断扩张的态势。实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城乡环境风险治理的"权力—权利"体系重构和制度变革提供了政策规范契机。基于农村环境风险治理既有体制机制和制度规范的检视和反思,应当寻求从城乡分治向协同共治演进的新模式和法律范式,通过理念衍更、利益协同和制度规范形塑农村环境风险协同共治的多元治理结构和差序治理规范,有效回应农村环境风险。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多元治理机制与优化路径——以北京市绿化隔离地区为例

构建和保护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控制性规划建设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政策性生态空间发展现实需要,多元协同治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政府、市场、集体和社会组织在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治理体系中分别发挥着核心性、主体性、协同性和制衡性作用,维持着空间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针对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治理面临的生态、经济、社会各维度治理实效差异大,多元主体职能尚未完全发挥,各主体空间权利不平等的现实困境,应建立多维度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治理绩效评价体系,以科学分工为准则厘清多元治理主体职能定位,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机制,以实现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空间均衡发展。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论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关于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将社会治理区分为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并在两个方面实行不同的制度,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南辕北辙。社会治理的这种二元结构,会导致经济效率降低、社会平等缺失以及社会稳定程度减弱。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中国需要做出系统性改革,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体制。     

深化中国农村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针对中国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市场体系、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乡村治理机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深化农村改革,逐步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迅速转型,农村经济随之迅猛发展,城镇化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原始的村落通过行政规划改造或重建向社区转型。当前,农村社区的管理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如何实现农村社区善治。     

20世纪上半叶的农村合作化--以民国江西农村合作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1930-1940年代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当局着力推行的农村合作运动已经具有明显的合作化特征。农村合作化运动体现了江西省府推进合作事业的广度与力度，成为江西农村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体现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影响，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趋势和现代国家政府职能的显现。透过这一过程可以观察到国家政权的强制、社会互动的错位、合作互助初哀的背离。正是合作化导致了社会经济领域中国家-基层社会关系的扭曲和错位。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定位与实践向度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是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总结,是"以人民为中心"导向下"民生为本"的社区治理范式创新,为新时代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引领与行动指南。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包含:坚持党建引领的治理原则,激发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夯实群众性自治制度的治理基础,协同自治、德治与法治的治理策略等多维实践向度。习近平总书记对社区疫情风险治理做出的重要指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威廉姆森分析范式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问题研究——以山东枣庄市为例

山东枣庄是我国较早开展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其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改革尤为突出。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剥离农地经营权、创建担保公司等改革手段,为农地规模化经营提供融资保障。但在实践过程中,混合治理结构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也渐渐显露。本文引入威廉姆森范式理论,对枣庄市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的治理结构、交易性质以及交易频率等进行了分析,得出一体化的治理结构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最后从一体化组织构建、行政关系、合作方式与原则以及风险防范等角度提出一体化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的主体及实现路径问题,可以避免乡村振兴出现重大导向性偏差。本文在评述政府主导、资本主导和农民自主三种路径面临困境基础上,提出应以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引领乡村振兴。在阐释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后,构建了一个乡村振兴与共建共治共享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乡村振兴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乡村振兴“为什么”需要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振兴“怎么”进行共建共治共享的问题。然后以明月村为例,阐明了普通乡村在特定的经济与制度条件下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走上振兴之路的现实可行性。本文认为,乡村振兴应以增进农民福祉为导向,但从实现路径上不应只依靠农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至关重要。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抓住城市化带动消费升级的历史机遇,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构建一套可操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让城市化辐射到的乡村以市场方式率先振兴起来,同时把节约的财力转移给城市化辐射不到的乡村进行保底建设。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重困境与优化治理——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巴东县农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证分析,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探究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重困境与优化路径。实证发现,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呈现出应急能力的薄弱性、应急处置的复杂性、公共危机的跨界性等特点,且大致可以分为初始期、发展期、调整期、成熟期四个阶段。当前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应急主体单一化、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应急方式规范化法治化不足、资源保障体系薄弱、危机意识和应急意识缺位等困境。应构建多元化的危机治理格局,完善“上下联动,多向互动”的应急处置机制,推进应急方式法治化,优化资源保障体系,加强危机与应急意识教育普及,提升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真正实现由“应急管理”到“应急治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