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还是市场竞争有利于企业绩效？——基于风险承担视角的检验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发现企业绩效与企业风险承担正相关,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显著低于民营企业风险承担,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越有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提高。本文进一步明确产权性质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发现风险承担是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以及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     

超额商誉、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商誉资产急剧增长并不断累积,商誉泡沫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研究中广泛讨论的话题。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文章不仅丰富了超额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为上市公司并购决策和投资者等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商誉泡沫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高管薪酬激励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6-2018年实施股权激励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结论:①股权激励能够改善公司风险承担水平;②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效果更优.     

CEO贫困出身、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CEO的贫困出身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基于薪酬异质性和薪酬公平性两个维度进一步探究薪酬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CEO的贫困出身显著抑制企业风险承担,表现出风险规避型性格特征;（2）将薪酬激励细化为股权激励和货币薪酬,非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显著提高贫困出身CEO的风险承担意愿,而高额的货币薪酬则显著加剧贫困出身CEO的风险规避倾向,但国有企业贫困出身CEO的风险承担意愿与薪酬激励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3）基于薪酬公平性视角,非国有企业中,贫困出身CEO的薪酬总额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越多,其风险承担意愿提升越显著,但若其薪酬总额高于行业平均越多,则会显著加剧其风险规避倾向,并且这种效应不存在于国有企业样本中。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影响后依然稳健。     

政府补助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沪深A股2010—2016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企业价值的作用。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政府补助能够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区分生命周期发现,政府补助能够提高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风险承担,并且风险承担提升效应前者大于后者,而对衰退期企业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的风险承担提升效应有利于提高样本总体以及成长期企业价值,而对成熟期企业无显著影响;最后以成长期和样本总体为对象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有助于提升非政治关联、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的风险承担,而对政治关联、市场竞争较小的企业无明显影响。     

企业风险承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就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上市A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于其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促进效应,其中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效应要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其次,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其中介促进效应更强.     

企业风险承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就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上市A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于其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促进效应,其中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效应要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其次,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其中介促进效应更强.     

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与风险激励效应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中国127家商业银行2008-2011年间的资本充足率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存在且显著,对资本不足的银行而言,风险激励效应则更明显。监管当局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标是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如果风险激励效应存在,则与资本监管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监管当局不得不引起关注之处。     

企业社会责任与风险承担:基于政府监管的视角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指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和风险承担的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研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商业银行2009-2014年间企业社会责任与风险承担的关联性,并基于政府监管的视角提出建议。本文研究银行CSR行为的多样性和银行CSR的表现水平对银行总风险与破产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银行CSR行为的多样性与银行总风险呈显著负相关,与银行破产风险呈显著负相关;银行CSR的表现水平与银行总风险呈显著正相关。研究结论说明:商业银行承担更多种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但在短期内会因为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支出而暂时提高银行面临的风险。据此,本研究建议:政府监管机构应鼓励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注重对各个利益相关主体责任的承担,并要求商业银行年度财务报表中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商业银行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时,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正面作用体现,所以商业银行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也要考虑自身的财务状况。     

决策者非理性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文献综述视角

已有文献主要在决策者理性的假定下围绕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然而现实中企业决策者并非完全理性,随着高阶梯队理论和公司行为理论的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决策者的心理、经历、认知等非理性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重要影响.鉴于此,文章将企业决策者的非理性特征归纳为心理特征、经验能力、非经济收益和认知失调四大维度,并对决策者非理性特征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于扩展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深度、从非理性特征角度认清决策者在企业风险承担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及其改进与风险承担——基于不同产权性质视角

内部控制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漏洞频出,给社会公众造成了严重损失,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及其缺陷的经济后果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基于控制能力和资源分配两种视角,以2010—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tata 14.0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内部控制缺陷及其改进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检验内部控制缺陷及其改进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严重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缺陷改进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所下降;相对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衍生品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2007-2012年数据为基础,剖析了金融衍生品对企业个体风险和系统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整体的衍生品还是不同合约类型的衍生品,对个体风险和系统风险均产生了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显示,衍生品对个体风险的抑制效应在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其中外汇衍生品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而商品衍生品和利率衍生品则不显著。此外,还发现整体衍生品和单一衍生品对系统风险的抑制效应均不显著。     

审计视角下出口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探析

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影响出口企业筹资、投资以及运营等全过程,是出口型企业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企业风险水平代表着企业在获取收益时需承担的风险程度,对企业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审计作为重要的经济监督和风险控制手段,在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合作日渐频繁,出口企业应当在准确把握审计监督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分析审计监督视角下出口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从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融入全面风险管理理念构建出口企业内部审计体系、运用大数据技术创新审计工作方法以及加强企业内部审计队伍建设等方面探讨强化企业审计监督、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具体路径。     

高管薪酬差距、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

基于锦标赛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6年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关系,并考察了风险承担在薪酬差距激励创新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证明了锦标赛理论的适用性;高管薪酬差距通过影响管理者的行为决策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差距激励管理层提高创新水平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而且中介效应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高新行业。从风险承担视角,解释了薪酬差距对创新活动的影响路径,为企业完善激励机制和促进创新提供政策建议。     

股权激励如何驱动企业研发支出？——基于股权激励异质性的视角

股权激励被视为解决研发支出中代理冲突的重要工具,但现有经验证据并不稳定甚至相互矛盾。基于股权激励异质性的视角,本文引入新的股权激励特征——股权激励价值的股价及股价波动率敏感性,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支出的驱动机制,并利用2006-2012年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支出的驱动机制包含风险规避效应与激励效应两个相反维度,最终驱动方向与强度取决于两类效应的博弈;限制性股票的风险规避效应显著强于股票期权;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显著强于限制性股票;市场竞争程度、企业产权性质与授予动机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两类效应产生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