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影响——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

为了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从而为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 GMM法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差异。结果显示，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并未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形成有效激励；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等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其余两种规制工具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低水平地区，仅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显著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且表现为负向作用。     

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引致效应研究

基于2006—2015年中国沿海11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动态系统GMM和门槛回归评估,从水平时间和垂直强度两个维度分析了沿海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海洋科技创新的作用关系。主要研究结论为:预防型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呈现"U"型关系,短期内具有显著负向挤出效应,中长期则正向引致效应显著,与"波特假说"相符;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短期挤出效应,其中仅对技术含量较低的模仿型技术创新产生中长期正向促进作用,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型技术创新没有显著中长期影响;预防型环境规制对引致海洋科技创新没有显著门槛效应;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显著折线型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引致效应较弱,负向挤出效应明显。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效应研究

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与技术创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会逐渐降低，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2)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正向技术创新外部性的削弱作用要分别小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3)在验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正向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正向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即存在单一门槛(1.5094)。低于门槛值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正向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存在促进作用；反之，则存在削弱作用。     

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首先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正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会分别增加0.17%和0.07%.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从改变资源配置、影响产业结构两种途径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环境规制政策和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中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差异与行业异质性研究

首先,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应用CES生产函数分阶段推导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数理关系。其次,根据污染排放强度将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重度污染型、中度污染型及轻度污染型3种类型,以2003-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分阶段分行业的计量回归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数理推导证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在数理上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实证检验发现：①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研发专利成果和技术转化新产品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制造业整体上得到验证;②环境规制对中度污染行业、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波特假说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和行业异质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环境不确定性、研发管理与技术创新绩效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利用1408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和研发管理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企业研发管理对上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注重研发投入、开展产学研合作以及实施知识产权管理会对处于不确定环境的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在面临不可预测的境况时应持续进行研发管理,以丰富企业的技术创新知识积累。     

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是否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基于门槛效应的经验分析

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自身存在单门槛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以行业外资竞争、内资模仿同构和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发现,仅当外资竞争水平较低、内资模仿同构程度较低以及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时,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才能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且其阈值效应存在行业和企业产权异质性。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水平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2012—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区域层面的工业企业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阶段,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混合OLS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检验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水平对工业企业两阶段创新的作用。结果发现：①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水平对区域工业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阶段均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在工业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阶段均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水平的交互作用,这一交互作用削弱了两者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③知识产权保护、经济水平对工业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影响强度大于技术成果转化阶段;④基于我国各地区当前经济水平,大部分区域仍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进一步促进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质量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于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通过OLS、DIFF GMM、SYS GMM3种基准线性回归方法论证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以OFD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构建以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回归模型。结果发现：随着地区腐败程度加深,我国区域创新能力逐渐减弱;以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跨越门槛点后OFDI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作用依次增强。最后,结合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即期冲击。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单位变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正向冲击且持续性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地区腐败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向冲击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成长型创新企业自主创新影响的定量分析

以创业板上市企业2009-2014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定量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成长型创新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成长型创新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加强政府补贴资助力度会进一步强化这一促进作用;企业利润越高、规模越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目前,各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成长型创新企业发明专利产出,但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知识产权保护抑制实用新型专利产出。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增加、政府补贴提高、企业利润水平提升、规模扩大等都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对于外观设计申请量的影响显著为负。     

资本回报率增长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研究——基于82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制度层面分析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有助于探索经济增长新动力。计算82个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对其变动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资本回报率增长存在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最优强度小于发达国家；②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以远离最优强度状态促进资本回报率提升，发达国家则以接近最优强度状态促进资本回报率提升；③金融危机后，知识产权保护的促进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在发达国家有所弱化；④机制分析显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资本回报率。     

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技术交易市场视角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97-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当地GDP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槛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研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之间分别具有互补性和替代性;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跨越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门槛值,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会阻碍技术创新。因此,要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容懈怠。     

FDI与区域CO2排放关系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动态门槛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为了分析FDI对CO2 排放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6 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利用GMM方法构建了FDI对不同地区CO2排放影响的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东北地区FDI对CO2排放具有双门槛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最优区间为(8.8939,,10.4714),华北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东部沿海、东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和西南六个区域存在单门槛效应。其中黄河中游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门槛值为最优区间,而其他五个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低于门槛值为降低碳排放的最优区间。各地区应合理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并通过金融优惠、构建技术共享平台等方式降低碳排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