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专家座谈会综述

推进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破解北京大城市病和环首都贫困带难题,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和形成新增长极的有效抓手。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建设意义重大,有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解决大城市病,有助于形成新增长极和平衡我国南北方布局。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市域之间的边界问题。通过构建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做好环北京周边区域城市建设规划,发挥和创新城市比较优势,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建设,彰显每座城市的价值。应把京津石作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区。加快推进京津冀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新时代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28个县级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大城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发展差距大。最后,从破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强化中心城市辐射溢出效应、科学界定各级城市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     

城市群产业分工、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

随着城市群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群城市间产业分工也处于持续不断的形成与演进当中.文章以中国11个国家级城市群1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城市群产业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此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中介效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群内部所形成的中心城市集聚发展服务业、外围城市发展制造业的产业分工格局,对城市群整体、中心城市、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中介机制来看,城市群产业分工可以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基于城市群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总量的提升,更体现在结构的优化.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内部产业分工体系,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并行推进,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是城市群演进过程中的必经阶段,许多国际大都市都经历了“单核心城市—城市组团—多核心都市圈—城市群”的空间演变过程。当前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结构性缺陷,都市圈建设相对滞后,大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能力不足,支撑城市群建设的基础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要充分认识都市圈的战略价值,依托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及正在加快建设中的雄安新区,着力构建分散化、组团式、多中心的都市圈结构,构筑以市郊铁路为核心支撑的都市圈交通网络,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我国三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对比研究

城市群内部城市经济联系程度差异会对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产生影响。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看,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也都呈现明显的梯度发展结构。但对三大城市群比较分析发现,城市群中各城市与主要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联系强度、空间梯度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加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应构建京津冀城市群聚疏有序的发展格局,提升长三角城市群边缘城市发展水平,缓解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过度极化效应,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     

高铁对不同规模城市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359个高铁站点到城区可达性的定量测算,结合文献分析法,从可达性提升、站点周边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三方面解析高铁站点的建设对不同规模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表明,Levinson的基于西方高铁可达性的结论对于我国高铁来说不完全符合:大城市获得了更好的"相对可达性",但部分中小城市并没有获得"绝对可达性"的提升,相反甚至导致其可达性低于高铁开通前;在产业转移与产业同质化两大背景下,我国高铁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显著特征,即高铁导致了大城市第三产业的空间极化发展,但对第二产业有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高铁促进了相邻大城市之间的"同城化效应",但尚处于同城化的初始阶段,同时高铁也使巨型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获得扩散作用的有益影响。     

京津冀大棋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考

京津冀概念内含深刻矛盾,对其内涵的解析可以更加清晰认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终极目标和现实矛盾。京津冀一盘棋的战略构思,发现了京津冀的新关系。在河北大地棋盘上,各个城市犹如棋子一样,组成了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会表现为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棋子功能的借喻,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关联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启示。     

高铁时代中国城市群空间演进:集聚还是扩散

在阐释高铁建设影响城市群空间演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5年中国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实证测度高铁建设对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异构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对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促进了人口与经济扩散,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则促进了人口和经济集聚;高铁促进了大城市的经济扩散,带动了沿线中小城市的经济集聚.高铁联网已经催生城市空间体系格局重构的新动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群产业分工和城市功能布局,加快城际快速路网建设以弥合跨大区域空间尺度高铁建设的联动效应.     

加快近郊县（市）转型推动大城市建设

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推进时期,有条件的大城市向特大型城市拓展,以更好地发挥跨区域的集聚与扩散效应。适应大城市建设的需要,其近郊县(市)必须适时进行区划调整、重新明确定位、实现功能转换,开拓新的发展思路,使大城市建设与原近郊县(市)提升整体水平形成良性互动发展格局,是一条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好路子。一、大城市建设面临着城(市)、郊(县)二元发展模式矛盾大城市建设会遇到许多制约,如体制、经济实力,区位特点等,根本的制约因素是中心城市与其近郊县(市)之间形成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二元发展模式,使得规划不能统一、功能不能互补、…     

效率与平衡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发展水平测度

基于效率和平衡视角,通过纳入结构差异和体量差距构建新的产业发展水平测度方法,以此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发展效率与平衡水平进行评价。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效率水平差异较大,中心城市北京的效率水平过高导致产业过度聚集。在较长时间内,城市群产业发展平衡水平并无太大变化,但是城市群内城市的竞争压力逐渐向城市群西南方向转移。进一步讨论结果显示：新方法的测度结果是可信的;金融、公共服务等行业在城市群内的分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是制造、教育和文娱等行业却在不断恶化,总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生”空间理念下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研究探析城市间及各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稳定;新型城镇化水平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优势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足;"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度偏低。因此,为实现"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应加强城市间的互动联系,提升重点城市的带动作用,合理评估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和人口承载水平。     

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城市网络化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创新网络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并结合Ucinet、ArcGIS软件,分析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时空演化,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演化驱动机制。结果发现：①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密度日益提高,城市间创新联系显著加强;②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从早期单核心演变成中期以北京为核心、天津和石家庄为重要支点的“1+2”空间模式,再到中后期的“多中心、多层次”创新格局;③QAP非参数实证分析表明,地理邻近、制度邻近正向促进创新合作,而知识邻近对创新合作具有负向作用,经济邻近与认知邻近仅在早期对创新合作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耗散理论视域下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研究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出发点,针对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实际,以北京市为例,从耗散结构角度分析了北京市产业结构系统的困境,以及造成北京市产业结构失衡的熵增因素,提出产业结构生态化是特大城市未来产业结构演化方向。基于生态城市产业发展相关理论,结合耗散结构理论,提出通过引入含有负熵流的生态化政策与技术,如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养高新技术人才等,引起城市产业结构涨落,形成新的稳定结构,是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的重要解决途径。     

中国十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及分工比较研究

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及分工状况,对新常态下“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综合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区位熵、相关多样化指数,对中国十大城市群三大产业及19个行业的产业结构与分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新常态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所受影响最大,但产业结构依旧保持稳定良好;京津冀、辽中南、关中城市群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仍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川渝城市群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山东半岛和中原城市群产业发展出现停滞,产业分工水平开始倒退。     

基于“共享式增长”的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新体系构建

基于"共享式增长"理念,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及APL模型优化了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关联机制,并据此构建了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新体系。研究发现:北京的商贸物流业与其服务业和技术产业的关联密切,天津的商贸物流业与其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联动发展较好,河北的商贸物流业与其制造业、采掘业和农林牧渔业的关联效应显著;北京的商贸物流发展趋于饱和,河北商贸物流业的产业关联结构相比天津更加均衡,其产业波及效应提升也更加明显。提出建议:为实现京津冀的资源与发展成果共享,京津在满足本地商贸物流需求的同时,应将部分商贸物流企业转移至河北,同时给予相关技术、资金支持;河北应承担起京津冀的主要商贸物流建设,完善商贸物流产业关联机制,加快发展工业品、采选品和农产品等专项商贸物流,保障对京津生产生活原料的供给。     

产业创新行为对产业空间关联的作用

理论上，产业创新行为是促进产业资源整合和产业关联的动力来源。基于2002—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数据，就京津冀产业创新行为对产业空间关联的作用关系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天津、保定、沧州等地的产业中心地位正在加强，北京和石家庄的产业中心地位在下降；自主创新行为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生力量对京津冀产业关联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开放创新行为对京津冀产业关联的作用具有关系异质性和特殊性。因此，需要根据京津冀产业关联网络的现实特征，在建设“北京研究—天津开发—河北应用”创新链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地优势，联合开展产业创新活动，促进产业的有效联系和要素整合。     

京津冀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推动区域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互动发展,打造梯度有序、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城镇体系,推动区域产业优化布局和人口均衡分布,实现城镇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北京治理"大城市病"要通过产业疏解和功能疏解带动人口向外疏解;河北要合理承接首都产业和功能,淘汰污染产能,通过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     

三大都市圈城市网络的发展水平与结构特征比较——基于六大类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六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内十大细分行业,选取709家企业,利用其5420个总部及分支机构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差异性角度解析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结构,并比较中心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表明,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化发展是城市网络结构差异的形成原因,一方面,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不同都市圈结构的支撑作用不同,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承载力"和"选择性"也强化了都市圈城市网络的结构性差异。依据城市节点特征,以及传统和非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网络特征,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分别属于单中心成长型、多中心稳健型和双中心超前型城市网络,进一步地,节点连通水平由高至低依次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几乎所有非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中长三角城市网络均占相对优势,京津冀和珠三角分别在IT,设计和广告行业中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