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如何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与WTO相关规则对比分析发现,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边境（后）”规则等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从经济领域和规则领域两个层面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粤港澳大湾区可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领域（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自由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领域（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贸易领域（审慎管理数据要素,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中小企业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先行先试部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改进经贸规则,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模板”提供智力支持。     

深化金融制度型开放：方向与策略

稳步扩大金融制度型开放,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以及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分析WTO-FTA金融规则演进趋势,对比CPTPP、RCEP等主要自由贸易协定金融规则差异性,可以发现我国在金融自由化等关键性条款、金融数据流动等敏感性条款,以及在“新金融”等全新议题上,与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存在较大差距。应以对标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强化金融法制建设、落实金融管理措施、金融标准国际化作为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主要方向,以“国内统一、国际接轨”为原则,完善金融制度体系;以“一带一路”等国际开放平台为载体,推动金融规则“引进来”“走出去”;以自贸试验区为依托,推动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压力测试与复制推广;以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为指引,加强金融监管,稳步扩大金融制度型开放。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趋势、特征与策略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立足中国实际,建立健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通过持续深化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当前,我国以梯度开放为特征的跨境服务贸易自主开放实践,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制度供给。然而,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制需求、市场准入模式的国际差异以及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构成诸多挑战。需强化风险意识,结合改革经验和地方需求,顺应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趋势,聚焦新一代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关键议题,关注服务贸易数字化趋势,持续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压力测试,提高国内监管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不断优化服务贸易开放谈判模式,有序推进跨境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善用国际舆论与法律工具,营造跨境服务贸易发展的良性制度环境。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时代需求与取向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逐步实现从开启区域开放,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再到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无论是应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新挑战,还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使命,以及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新任务,都迫切需要实施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未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按照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主体、以内陆地区和服务行业开放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思路展开和实施。具体而言,应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实施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打破开放空间的差序格局,加快实施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加快实施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     

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从开展跨境数字贸易、本土数字平台企业海外扩张、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相对接、参与构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厘清了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内涵与外延。针对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发展潜力与面临的困境，明晰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战略定位，从加快数字贸易布局与建设、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三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路径，从而在全球数字经济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     

新中国75年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回顾与探索

改革开放是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坚实保障。1979年以来,中国在以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3条重要经验：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升级货物贸易;二是以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抓手,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三是打造数字贸易“新引擎”,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践证明,新质生产力促进了传统贸易的量性增长,新质生产力推动了贸易增长模式的质性转变,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开辟贸易增长的新模式,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培育外贸新动能。因此,以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促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协同发展,从而为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提供重要的助力。     

RCEP服务贸易规则深度测算与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中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文本，借鉴并改进现有规则深度的测算方法，构建了包含规则覆盖与规则执行两方面的服务贸易规则深度测算体系。通过对RCEP、CPTPP及USMCA中服务贸易规则深度的测算与对比，发现RCEP中服务贸易规则的总体深度水平较低，在自由化措施、市场准入及争端解决等细分规则领域的深度水平也较低。因此，基于测算与分析结果提出的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以及顺利加入CPTPP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

数字贸易依托互联网技术,贸易对象多为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其形式不断增加。数字贸易的发展,源于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技术、新需求,以及全球贸易治理新规则的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给基于传统贸易构建的国际贸易体制机制、规则制度、监管执法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应加强统筹规划,积极鼓励支持数字贸易科学发展;加快推进规制体系建设,提升数字贸易科学发展水平和能力;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谈判,构建包容普惠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博弈与中国因应——基于制度型开放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制度规则因素则成为影响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美西方国家凭借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领先优势,推行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数字贸易规则,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制度规则博弈加剧,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因数字贸易水平差异形成的制度规则障碍,我国数字企业数据合规与跨境治理能力弱,“南方国家”规则自主性不高的反作用,以及数字贸易壁垒抑制效应凸显等。要在制度型开放引领下,增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融合与引领能力,提升数字贸易企业数据合规与治理能力,推进国内数字贸易规则完善升级,推动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构建中国数字贸易的新质技术,加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为国际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长三角通关一体化制度建设问题

通关一体化改革既体现了全球贸易规则改革的新方向,也是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这一改革为新的开放形势下我国货物贸易监管创新明确了方向,更形成了"以点带面,由面到片"的"可复制推广"措施路径,对推动区域政府管理体制的全面转型开拓了思路,积累了经验。随着上海自贸区改革的推进,监管制度重构、法律体系调整、创新监管主体等一系列后续措施政策亟待跟上,其中不仅要借鉴国际通关一体化的成功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开放经济的新需求,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目标,形成新型的海关监管体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