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企业孵化器何以激活区域创新——风险投资与孵化基金的中介作用

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重要目标。基于2013-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在其中的间接作用。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但主要增加的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数总量，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果在剔除直辖市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区域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集聚效应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主要机制；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差异较大，在东部地区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而且政策工具强度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互联网金融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效率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8年全国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少剔除）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加速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该影响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效应

以广东、安徽和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合成粤皖川、合成广东、合成安徽、合成四川,通过对比真实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实际值与合成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反事实估计值,探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试验区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效应和个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试验区省份科技成果转化,其中,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广东、四川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效应不显著;政策效应在政策实施当年即已显现,两年后明显增强;科技经费投入、经济规模、技术成熟度、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的城镇化推进与区域创新——来自卫星灯光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卫星监测的夜间灯光数据构造的夜间灯光强度表征城镇化水平及专利授权数度量区域创新能力,利用2006—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就城镇化水平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实证发现:①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且这种正向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②城镇化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跨过单一门槛值,其对区域创新的作用逐渐增强;③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城镇化推进可以通过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研究结论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力度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相结合,是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战略规划的需求,是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深化金融改革的必要选择。利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山东省科技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结果表明,山东省是银行主导型科技金融模式,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与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是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原因,而资本市场资金并不是科技创水平提升的原因,据此提出完善山东省科技金融体系的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1991-2012年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创新绩效测度指标数据,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VAR模型等方法,对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创新绩效水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对提升农业科技创新绩效的短期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

采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区域内部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显著,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通过测定Moran's I指数值发现,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变动趋势;政府科技支持、人力资本储备和对外开放度均可推动科技创新效率提升。     

孵化器智力资本如何撬动区域创新？——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关键目标。基于建构主义资源观和制度理论，构建智力资本、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科技企业孵化器2015—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智力资本对孵化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孵化器智力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孵化绩效，不同区域之间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且制度环境显著正向调节智力资本与孵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金融综合改革项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与企业创新之间联系紧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否能促进企业向高端技术迈进？此次自下而上的全方位试点工作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又具有什么经验和教训？试点工作的金融制度还应怎样优化设计安排才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对此,基于这些问题,以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采集2010—2019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评估十二个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与讨论金融体制改革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促进企业创新,显著提高试验区城市的企业创新综合指数;(2)金融体系越发达的试验区促进企业创新的程度越大,金融体系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个途径正面影响企业创新;(3)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有效降低风险,增强企业创新水平。     

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识别和经验证据

在构建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结构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却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壮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却对第一产业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存在更大的促进效应;相较于财政依存度低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依存度高的地区正向影响效应更大;2015年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需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平台企业、增强数字技术科技创新、培育复合型高端人力资本。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内地283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以2015年分批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得到如下结论：①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从空间溢出效应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加速知识与信息技术跨区转移、流动以及扩散，培育创新增长极，对相邻区域、经济联系较紧密区域产生较强的创新示范效应；③从中介效应看，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大众创业创新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④从异质性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中西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网络基础设施不足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强，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填补区域间“数字鸿沟”，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系统脆弱性及政府干预

从理论上论述了政府干预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系统脆弱性的必要性、途径及作用机制。基于以耦合系统内部结构为表征的实体子系统脆弱性和以公共创新环境、耦合系统综合效益为测评工具的虚像子系统脆弱性3个维度构建耦合系统脆弱性指数，分别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及动态面板两阶段系统GMM回归，实证检验了我国政府干预对耦合系统脆弱性的实质影响。研究表明：在各类干预举措中，政府采购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效应明显，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效应潜力巨大；财政政策领域明显存在过度干预现象，其它政策效应或不显著或有违初衷，亟待调整与完善。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政府治理创新与区域智造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给区域智造产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以珠海、深圳临港经济区先进制造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利用173家规模以上智能制造企业2015-2017年政府治理创新前后的工业经济指标数据，运用SIENA模型，从动态演化视角对大数据监管下的政府治理创新与区域智造产业协同发展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运用大数据监管创新政府治理对区域智造产业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且在发展周期上表现为治理创新、工业经济发展与地方社会贡献的协同演化稳定性。据此，给出有利于政府现代治理创新与区域智造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工具偏好测量——基于四川省政策文本的分析

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均高度重视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四川省承担着西部地区转型探索的重任,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构建政策工具—企业生命周期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1和UCINET等软件对2012-2020年四川省颁布的82份创新政策文件进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省对创新给予了全方位激励和规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发布数量呈现平稳到快速增长再到缓慢回落的趋势,政策效力偏低且可操作性不强;政策颁布主体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联系不够紧密,形成两个小群体,即以科技厅、财政厅、发改委为代表的执行主体,以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委办公厅为代表的规划主体;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或缺失,呈现重供给、轻需求的工具偏好,政策工具作用目标取向模糊;工具应用与创新主体生命周期不匹配,工具内部结构分布不均衡。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东湖高新区科技创新国际化发展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基于国际化视野进行创新政策、体制和创新体系改革的需求日益迫切。科技创新国际化已成为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关键举措,对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东湖高新区科技创新国际化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东湖高新区科技创新国际化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依据政策资源、区内资源、人力和金融优势,通过引进国际化海外人才、营造科技创新环境、加大科技投融资建设和完善国际化政务服务体系等措施,实现东湖高新区科技创新国际化发展。     

中国财政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

财政体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具体体现。建国后我国的财政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阶段、财政包干体制阶段、分税制财政体制阶段、公共财政体制阶段,每一次财政体制发展阶段的调整既蕴涵着新制度的创新,又有旧制度的保留,财政体制在渐近式制度变迁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路径依赖。要破解财政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完善现行公共财政体制,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其基本思路是：推进财政制度的宪政变革,建立与完善本国的宪政体制,建构＂有限＂兼＂有效＂的现代政府;因地制宜实施政府层级改革,在区分经济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上,对政府架构进行变革;＂财政职能-财政体制-财政管理＂的改革三位一体协调共进,只有三者相互协调,才能保证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