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税开征的公平与效率之争

遗产税开征与否的关键是公平与效率之争.从我国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们亟待解决公平问题,因而开征遗产税已成当务之急.虽然遗产税的开征可能会降低效率,但这可以在制度设计中予以考虑,从而使我国遗产税在尽可能促进公平的同时,又避免对效率的损害.     

效率与公平的辨识、抉择和启示

本文在界定效率与公平的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分配公平与公平期望的剖析,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关系归并为三类,并获得启示: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效益原理或公平理论是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关系的准绳;市场主导经济效率,政府主导分配公平;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正义

效率与公平、正义是一对矛盾体,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卢梭的＂公意＂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现实中的公意只能是共同体中的部分人而不可能是全部成员的公意,因此＂,公意＂也就不能作为实现全体成员公平和正义的法理基础。效率和公平、正义之间分配的优先次序取决于不同社会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存在明显的巨大差异,因此完全有理由去在效率和公平、正义之间搞不同的平衡,关键是各个国家、社会在完全的效率和完全的公平、正义之间如何去分配。国家社会应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和谐统一。     

坚持和完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

当前,应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我国实际,历史地、辩证地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的总原则。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无歧义的表述应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坚持和完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既大力发展生产力,又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完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重点是在初次分配中甄别并铲除“伪效率”,在再次分配中明确调节方向,加大调节力度,充分体现公平。     

实现公平与效率互相促进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虽然对扭转平均主义观念,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在实践中也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为顺利进行和谐社会建设,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互相促进、同向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和效率

既能够快速地发展经济，又能够使人民均享发展带来的利益，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放眼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国家为数寥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改善收入分配不公而采取的措施，大多局限于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但是上个世纪的经济史却表明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问题。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     

可持续发展公平和效率

可持续发展、公平和效率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何恭宁一、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当前和２１世纪发展经济的主题。１９９６年７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     

中国银行业高利润的来源:市场势力还是高效率

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究竟来源于行政垄断保护下的市场势力溢价,还是应对未来金融开放环境下的激烈竞争进行改革带来经营效率的提高,抑或是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结果?通过对银行业系统市场势力和经营效率测度发现,银行业整体存在着较高的系统性市场势力溢价,且规模弹性小于1;银行业整体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为负值;银行业的高利润主要来源于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系统性市场势力,而非因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GDP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银行业的高利润。     

SARS过后,我国就业问题凸现的原因及对策

SARS过后，我国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的现实，根据引起我国目前就业严峻形势的五个原因：即人口因素、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入世和非典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公平与效率视域中重大科研项目管理机制探析——基于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管理实证研究

从“十五”国家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实践的实证研究出发,分析科研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实现方式,认为公平与效率可以通过信息公开机制、竞争机制、第三方监理机制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     

Compensation payments for habitat heterogeneity: Existenc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considerations

Compensation payments for voluntary conservation measur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worldwide. Each year substantial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spent on such measur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agri-environmental schemes. In Europe, a debate has started on whether this money is spent effectively. In response to this debate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a portfolio of measures leading to habitat heterogeneity be implemented. Although payments for heterogeneous conserv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analysed in the literature, it has never been questioned that payments can be designed in a way that encourages enough land users to carry out each conservation measure within a portfolio of measur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monstrate that such payments do not always exist. Moreover, in cases where payments for habitat heterogeneity exist the payment scheme may require overcompensation of the land users, posing a limit to both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considerations.     

构建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收入分配体制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大幅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提高.但同时随之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平、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与结合;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深化现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过大收入差距,实现分配公平.     

Fairness versus efficiency: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mutual) gift giving

Fairness is a strong concern as shown by dictator and ultimatum experiments. Efficiency, measured by the sum of individual payoffs, is a potentially competing concern in games, such as the prisoners’ dilemma. In our experiment, the participants can increase efficiency by giving gifts. In the one-sided treatment, this is only possible for one of the two partners. The two-sided treatment allows for mutual gift giving. In both cases, decisions can be conditioned on whether there is or there is not an efficiency gain by gift giving.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efficiency concerns are dominated by fairness concerns that are less stringent in mutual exchanges than in one-sided gift relationships.     

论税收依据

以往评鉴税收依据的学说都存在一定缺陷。应从考察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国家起源入手，建立以国家类型、国家与公民关系和不同的观察视角为要素的分析框架。探究税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乃因为它是社会组织弥补运行费用的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是国家作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形态运行的内在经济逻辑要求。     

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家高度重视服务型制造试点工作,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现有研究聚焦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市场因素对制造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对试点政策因素的促进作用缺乏关注。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分别于2017和2018年公布的第一、第二批服务型制造试点企业名单为基础,选取包含试点企业在内的浙江省200家具有服务特征的上市制造企业2013-2019年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分析,检验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存在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制造企业服务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并且理论上试点带来的企业声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这种提升作用。此外,试点政策对服务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净影响随着试点政策的持续而不断加强。具体表现为从试点第一年到试点第三年,企业服务绩效提升速度逐年提高。研究结论有效验证了浙江省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为我国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改进提供了启示。     

在科学发展观下坚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在收入分配领域,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从根本上看是统一的。树立全面、科学的效率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有利于扩大内需、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当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点,是落实初次分配的公平。在理顺分配关系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措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测度与差异性分析

生态效率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测度指标,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有效应用资源减轻环境压力的效率。尝试将超效率DEA方法应用到生态效率测度中,对中国2000—2009年区域生态效率展开评估,并据此进行各区域类型划分,进而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带视角研究区域生态效率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此期间中国整体生态效率呈稳定上升趋势,但生态效率差异明显且有增大趋势,各区域生态效率同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生态效率演化规律各异,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动力强劲但内部各省份差异呈现增大趋势,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动力不足且其内部省份差异趋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