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5—2018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研究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全国层面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对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作用,但金融隐性分权也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定部分产生正向作用;区域层面金融隐性分权在东部地区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生正向作用,而其他地区则更倾向于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因此,需要确立因地制宜的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制度安排,优化各级政府财政体系的建设,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发展,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财政—金融关联"的视角分析财政与金融分权制度安排与地方债务增长的关系。在梳理我国财政与金融分权演变历程与主要特征基础上,分析提出财政与金融分权对地方债务增长作用机理与假说,运用测算得到的各省地方债务数据,建立30个省份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金融分权与地方债务增长的关系,研究结论为:财政分权与金融隐性分权都促进了地方债务增长,后者还增强了前者对地方债务增长的正向作用;金融显性集权可以抑制地方债务增长,但并未削弱财政分权对地方债务增长的正向作用,分权的隐性化特征是造成地方债务增长的重要原因。未来的分权制度要实现规范化、合理化,处理好财政预算内与预算外分权、金融集权与隐性分权的关系。     

金融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

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2004～2012年金融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金融-财政联动”,发现我国近年来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迅速发展为特征的金融分权在宏观上对经济发展呈现负面效应,并且这一负面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较发达省份的消极影响更加显著.同时,地方财政权利的提高使得金融分权的负面经济影响加大;而剥离联动的金融分权本身却对经济发展呈现积极推动作用.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北大核心CSSCI

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结果显示,本地财政分权有利于本地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金融分权不利于本地的经济增长但有利于周边区域经济增长,财政金融分权对经济发展并未形成良性互动,且这些影响具有空间上的差异性。我们的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并且随着金融分权实践的成熟,金融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凸显,财政金融负向联动效应也逐渐降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的绿色发展效应:作用机制与空间溢出

作为央地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财政分权会对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在构建绿色发展的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NDDF)的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财政分权对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特征。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与绿色发展呈显著正向关系;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激发区域创新实现。空间模型显示财政分权通过溢出效应促进了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除单纯的资金支持外,恰当的央地财政关系制度安排也能对区域绿色发展效能提升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改进相关财政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在中国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的制度安排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对整个经济的健康进步以及国家的稳定安宁存在着制度的保证。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进行的非常强制的制度的更改就是由中央政府进行领导的,所以,动力是来自上层的政治和财政还有官员的本身的激励机制来推动的。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文中介绍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并且介绍了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希望可以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财政分权、区域技术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财政制度是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我国2000-2017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并测算了财政分权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都显著为正;总体来看,财政分权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财政分权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直接的抑制作用,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加入财政分权平方项发现,财政分权和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其作用的发挥具有一定门槛效应.目前阶段我国区域技术创新对生态可持续发展表现为抑制作用,区域技术创新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系数为正,表明财政分权制度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作用合理引导区域技术创新改善生态环境.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的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并且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而非财政分权本身。     

财政分权影响地方财政韧性的理论意蕴与现实考察

财政韧性是当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根基与有力保障。笔者基于财政分权影响财政韧性的逻辑机理,运用2005—2020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评估地方财政韧性,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影响地方财政韧性的现实逻辑。结果显示：(1)地方财政韧性水平呈先升后降的倒“U”趋势,区域间存在异质性,呈“东高西低”空间分布特征。(2)短期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财政韧性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财政韧性具有抑制作用;长期来看,地方财政韧性水平的提升具有惯性,地方财政韧性对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脉冲的响应均为正,但不具有持续性。鉴于此,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制度,提升地方财政应对外在冲击的能力;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提升地方财政恢复能力;继续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升地方财政成长能力;规范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高地方财政治理能力。     

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实现机理与影响研究

普惠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因素。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的机理、财政支农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以及二者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并基于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3）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财政支农有助于“放大”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4）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具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及财政支农强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的非线性特征。未来应强化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推动不同地区普惠金融均衡发展,并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同时,建立灵活适度的财政支农机制,为提升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谜——基于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广东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1978—2013年广东省的时间序列数据,探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金融进程的推进有利于提高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在财政分权的框架内,"锦标赛"式的区际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微观资源配置进行干预,这种干预脱离了市场形成的内在机理,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加之金融结构较大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损害颇多。这些论据都隐含了合理框定政府的金融控制边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金融体系革新应和财税体系及政府体制变革协同进行。     

金融分权、股权结构与银行贷款风险北大核心

本文在分析金融分权与银行大股东之间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商业银行经营函数,分析政府层级间金融分权和政府与市场间金融分权对银行贷款风险的影响,进而实证得出结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金融分权深化后,地方政府通过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在地方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重大项目贷款等事项上具有一定的干预权利,从而加剧了银行的贷款风险。政府与市场间金融分权深化,一方面会一定程度上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有利于提高利率弹性和资金效率,有利于降低银行贷款风险;但另一方面,这一分权导致金融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加银行的冒险冲动,引发贷款风险。因此,从货币金融的外部性、金融风险的内生性及自发膨胀性,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等角度,应保持必要程度的金融集权或金融适度分权。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中部地区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改革后,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并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主要可归结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结构不合理和金融效率低下等原因。要大力发展区域中小型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地方财政竞争与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机制创新研究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财政分权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地方财政竞争的程度越来越激烈。在各地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情况下,作为老少边穷地区,面临着经济要发展而财政又拮据的两难境地。如何发挥政府或财政的作用,实现财政机制的创新,在地方财政竞争中处理好区域竞争与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一方面我区要积极寻求中央政府的财政扶持,另一方面要加强我区财政机制创新。并在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基础上逐步完善我区财政运行机制,为我区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财政分权的成因重塑:地理经济学视角——以浙江省为例

地理条件是影响人类活动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作为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其形成可能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为检验自然地理条件对财政分权的影响,本文以浙江省为例,采用ASTER GDEM 30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识别提取以坡度、高程和地形起伏度为表征的地形复杂度,并将样本下沉至县级层面,构建2004-2019年浙江省60个县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Hausman-Taylor估计和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在收入、支出和自主度三种表现形式下均与地形复杂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地形更为复杂的地区拥有更高的财政分权水平。（2）机制检验发现农业发展和企业规模这两种人类活动能够显著削弱地形对于财政分权的影响。（3）对样本对象进行时空分割,发现以“撤县立市”和“营改增”试点为代表的政策显著弱化了地形因素对于财政分权的影响。     

促进抑或抑制：财政分权如何影响绿色生产率？

摘要：在财政体制不断深化改革的当前,财政分权的作用备受关注。从财政收入与支出分权的角度,基于2012－2018年我国30个省级层面面板数据,结合SBM GML模型,分析和检验财政分权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绿色生产率整体呈现逐年改善的现实特征,但财政分权却显著抑制了各省的绿色生产率。上述抑制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在非东部地区更明显。进一步,地方政府竞争构成财政分权影响绿色生产率的关键机制。在财政分权时代下,应持续推进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地发挥财政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作用,健全地方政府及官员考核机制,促进绿色生产率的提升。     

财政分权、市场分割与碳排放

本文基于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及市场分割在其中的传递机制,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验证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以下结论：财政分权对地区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呈现“先抑后升”的“U”型关系,市场分割在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且以上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鉴于此,要完善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制度,做好分权与集权间的平衡,以寻求达到最优碳排放水平的财政分权度;优化政绩考核体系,将碳减排纳入地方政绩考核;打破市场分割,推进区域协同治理。     

财政分权、审计监督与区域绿色创新（下）

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中保护环境，需要强大的绿色创新能力。这时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合理进行财政分权，同时适当监督保证地方政府职能正确履行。本文利用2010—2016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测算了财政分权、审计监督及二者协同对于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监督与财政分权单独发挥作用时都不利于区域绿色创新能力提升，而二者协同作用时则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发挥了“1+1>2”的作用；消费性财政支出效率在上述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二者协同发挥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二者协同发挥的作用。     

地方金融发展、监管与风险处置 ——基于地方性政策文件的研究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进行金融分权时,给予了地方政府金融发展权,使得地方金融快速发展,但未给予其金融监管分权.地方金融发展权与金融监管权的错位使得地方金融发展乱象丛生,风险聚集.通过整理2008年以来各地方发布的关于地方金融发展、监管与风险处置的政策文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省级政府地方金融发展和监管目标具有一致性,发布的文件类别主要为普惠金融、融资租赁和担保公司方面的;而市级政府金融发展和监管目标则围绕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为核心兼具一定的差异性.地方金融发展与地方金融监管具有连续性,政策发布高峰期集中于2015-2017年,地方金融风险整治重点从2011年的地方性交易所转向2016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     

财政分权对教育供给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及其机制

政府对教育供给的水平将极大的影响到一国教育水平的发展,以致影响一国未来经济水平。在财政分权改革的背景下,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构建教育供给、财政分权、公共投资指标,研究财政分权对教育供给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分析其作用机制。实证证明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教育供给具有直接正向作用,但地方政府的过度公共投资和县级政府的财政困境对分权效应有抑制作用,导致财政分权间接地降低了教育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