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溢出、生产率提升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其他部门中间投入品,在提供知识产品或知识服务这种高级生产要素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了其他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文章利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行业去向、对整体经济以及对不同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已经对我国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根据分行业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产业带动力和辐射力主要表现在服务业内部而其对制造业发展的带动能力和辐射能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文章最后对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创新效应研究

中国逐步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也是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基于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效应。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产出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在空间上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于地理邻近地区存在空间竞争效应,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产出的收益较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而多样化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创新产出,但这种促进作用仅在大城市和中部地区显著。     

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我国工业行业生产率提升

利用面板动态最小二乘法估算我国工业分行业国内研发和通过进口贸易从14个OECD国家获得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结果表明,国内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管是系数还是显著性都明显高于通过进口获得的研发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进一步区分资本品行业与非资本品行业并进行回归,发现非资本品行业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资本品行业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利用非资本品行业的估计结果及进口渗透率计算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14个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投入弹性。计算表明,对我国的技术溢出处于前5位的是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研发投入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额也较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12年我国对35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作为面板数据,构建指标体系,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其促进作用也存在着差异。应因地制宜,继续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出口贸易一道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吸收服务业FDI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转移重心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重点领域为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服务业以及信息、电子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金融分权、区域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分析金融分权对区域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以及金融分权背景下区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作用路径,并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分权程度对区域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在金融分权程度低于门限值时,随着金融分权程度的提高,区域研发投入也随之增加;在金融分权程度高于门限值时,随着金融分权程度继续提高,区域研发投入却随之减少。第二,在金融分权的背景下,区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在金融分权程度低于门限值时,区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微弱;在金融分权程度高于门限值时,区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显著。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讨论了更好发挥金融分权和区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赋能效应的公共政策。     

河北省服务业生产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使用分行业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1993—2008年河北省服务业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河北省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为4.6%,且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并不稳定,在过去15年间由技术变化转变到技术效率,又回到技术变化。为此,河北省亟待提升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尤其是纯技术效率。     

生产服务业集聚与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

基于2005-2016年中国24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实证检验生产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的影响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本身存在"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不仅显著促进本市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还对相邻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仅有利于本市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且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东部地区生产服务业多样化和专业化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仅得益于生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而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并未受到生产服务业集聚的显著影响。     

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化测度及其动力机制模型研究

集聚水平测度是现代服务业集聚研究的关键,通过集聚指标和动态面板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分析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的静态特征和动态机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程度总体较低,但有较高的区域集聚趋势和较弱的企业集聚趋势。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程度变化是回复效应和随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回复效应的作用相对较小。     

出口贸易、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笔者借鉴获得性技能模型思想,研究教育投入通过影响外贸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并重点考察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联合影响机制.利用2004年～2009年31个省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为负且教育行业投入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联合影响正向显著.可见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远远小于其通过促进外贸发展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生产者服务贸易国外研究进展与述评

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概念的提出是基@Browning ＆ Singelmann（1975）将服务业从功能角度划分而来,这类服务业包含了资本密集型行业（例如金融、保险等）,也包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通信业、信息数据处理、计算机软件编程等）,还将很多专业性较强的服务业（例如会计、法律等）囊括其中。虽然这些行业的种类繁杂,但其统归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原因在于这些行业都对一国制造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经济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此领域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尤其是对生产者服务贸易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基于生产者服务贸易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过程,本文对国外相关代表性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这将对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出口、产业结构和生产率变动：来自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证据

经济转型需要生产和就业结构的根本改变。生产率提高带来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这种优化配置的出现在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特点,并且其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本文利用2001-2007年的数据采用份额转换方法测定了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率变化以及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变化,然后,从多个层面分析了出口等因素对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影响,其中出口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中、高技术的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中有较积极的影响。     

出口与产业生产率: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检验

本文通过对贸易理论的评价、总结与整理,提出了出口促进产业生产率提高的三个机理：规模经济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和要素重新配置效应。在此基础上,利用1998—2004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验证了高技术产品出口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不十分明显。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和原因分析,同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国际贸易、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工业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工业产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国际贸易的技术转移及其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技术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贸易渠道来自OECD成员国的技术转移对中国工业产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美国和日本通过国际贸易对中国工业产业技术进步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研究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有多种观点,但二者相互依赖、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从专业分工与外包、生产价值链、生态群落的角度,可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机制,并总结出二者互动共生的模型:中心型互动共生模型、金字塔型互动共生模型、平行型互动共生模型以及嵌套型互动共生模型。一个重要的挑战是,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如何通过二者互动,使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选择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战略路径。     

第三产业生产服务与第三产业生产率：理论与实证研究

基于第三产业生产服务投入产出的视角,从理论上分析第三产业生产服务成为第三产业重要的生产要素并提高第三产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1995-2009年15个细分服务行业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三产业生产服务的投入产出弹性较大,超过了资本投入和实物投入的产出弹性;当第三产业生产服务投入在第三产业总投入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将随之提升。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European Industries

The labour productivity impact of innovation is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combining neo-Schumpeterian insights on the variety of innovation with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firm size; two models are proposed for explaining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success in Europe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firm-size classes. The empirical estimates are based on data from the European innovation survey (CIS 2), covering Austria, France, Italy,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K, broken down by 22 sectors and for large, medium, and small firms.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obtained adopting cross-sectional estimation methodologies able to account for unobserved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show that productivity in Europe relies on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efficiency gains provided by grouped business structures. Conversely, in Italy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achinery linked to innovation appears as the key mechanism supporting domestic productivity. When export success is considered, all countries have to rely on an innovation-based model of competitiveness.     

吸引外资、服务贸易出口与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

笔者利用1982-2010年的年度数据,分析了我国的FDI、服务业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竞争力之间的短期和长期Grmger因果关系.研究表明:虽然在短期内FDI促进了服务业比较优势的提升,然而从长期看其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具有负效应;而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未能为服务业比较优势提升带来长久动力,因此,通过吸引外资和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来提升我国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从长远看并不可行.     

Entry, Exit and Productivity: Empirical Results for Germ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bstract. From a model by Hopenhayn, three hypotheses can be derived: (H1) Firms that exit in year t were less productive in t− 1 than firms that continue to produce in t. (H2) Firms that enter in year t are less productive than incumbent firms in year t. (H3) Surviving firms from an entry cohort were more productive than non-surviving firms from this cohort in the start year. This paper uses unique newly available panel datasets for all manufacturing plants from Germany (1995–2002)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All three hypotheses are supported empirically for West and East Germ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