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税收成本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文章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税收成本差异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作为股利政策的决策者,控股股东须权衡股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其中税收成本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对税收成本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税利分离程度较高,民营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税收成本更为敏感,尤其是在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自然人控股公司最不偏好采用现金股利的分配方式以规避税收成本,而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实证结果支持了文章的假说,即不同产权所隐含的税收成本差异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基于双重代理关系的分析

本文选取深沪两地140家国有集团附属上市公司与100家非集团国有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从双重代理关系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均显示:(1)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上的主导代理关系为管理层代理关系,而非控股股东代理关系,即影响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代理问题为管理层代理问题,国有控股股东由于缺位并没有将内部资本市场异化为其进行利益侵占的隐蔽渠道;(2)从集团总部层面来讲,内部资本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金,但从成员公司的层面来讲,总部与成员公司经理的代理问题使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受损。     

中国询价制度下询价对象的报价行为——基于IPO网下申购报价特征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2012年中国A股443家询价对象的45630组详细报价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信息优势"询价对象与"信息劣势"询价对象的平均报价之差的代理变量,使用Ordered-probit模型,对中国询价制度下A股市场中是否存在"赢者诅咒"假说进行了检验。进而利用询价阶段的详细报价数据,构建了3个衡量机构投资者审慎报价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第三阶段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对询价对象报价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优势"投资者与"信息劣势"投资者的平均报价之差与IPO首日抑价率成正比;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5月实施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询价对象报价的审慎程度;导致新股发行抑价率高的主要因素仍是二级市场炒作。     

中国询价制度下询价对象的报价行为——基于IPO网下申购报价特征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2012年中国A股443家询价对象的45630组详细报价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信息优势"询价对象与"信息劣势"询价对象的平均报价之差的代理变量,使用Ordered-probit模型,对中国询价制度下A股市场中是否存在"赢者诅咒"假说进行了检验。进而利用询价阶段的详细报价数据,构建了3个衡量机构投资者审慎报价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第三阶段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对询价对象报价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优势"投资者与"信息劣势"投资者的平均报价之差与IPO首日抑价率成正比;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5月实施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询价对象报价的审慎程度;导致新股发行抑价率高的主要因素仍是二级市场炒作。     

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基于双重型、叠加式委托代理的视角

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股权结构的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和产权关系的延伸,使其委托代理呈现出双重型、叠加式的特征。基于此特征,文章确立了双重型、叠加式委托代理理论并作为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完善国有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委托代理链能否形成有效的传导机制以及各级委托链的委托人和代理人是否明确。在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优化的基础上,文章提出应从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对经营者和中小股东对其代理人两条途径同时降低公司治理成本,并通过模型对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获取租金的合理界限与范围进行了界定。     

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

以中国沪、深两市主板披露的研发投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终极产权论视角,研究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如何影响公司研发投资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差异。结果表明：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就越倾向于减少高风险、长周期性质的研发投资,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与公司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对公司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较小。     

效率工资、股权特征与代理成本

本文研究表明,第一种效率工资对代理成本下降具有显著影响,第二、三种效率工资对代理成本下降没有影响。究其原因,与经济特征效率工资、治理机制效率工资、第三种效率工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不同有关。从股权特征来看,国有股东、负债融资增加代理成本,而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则降低代理成本。从股权特征与效率工资交互作用来看,经济特征效率工资、第一种效率工资与股权特征的监管水平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替代关系。此外,效率工资和股权特征对公司绩效影响与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总体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以中国沪、深两市主板披露的研发投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终极产权论视角,研究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如何影响公司研发投资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差异。结果表明: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就越倾向于减少高风险、长周期性质的研发投资,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与公司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对公司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较小。     

混合所有制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基于企业违规视角的研究

从理论上看,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既可能产生产业保护效应并激化内部治理矛盾而促进企业违规,也可能缓解资源约束并强化股权制衡而抑制企业违规。文章考察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形式下,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参股股东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违规,缩短了违规后被查处的时间间隔,降低了违规倾向,提高了被稽查的概率。区分违规类型发现,这种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以及严重程度更高的违规行为中。区分国有参股股东属性发现,地方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违规具有更强的抑制效果。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违规的抑制路径包括监督治理民营企业双重代理问题和通过促进银行信贷、商业信用融资以及政府补贴为民营企业提供资源支持。结论表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建设并未降低正式制度的有效性,而是通过监督治理与资源支持促进了民营企业合法合规健康发展。本文从股权混合层面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建设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尤其是挖掘了地方国有股东在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建设中的优势,为提升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大股东地位、产权属性与控制权利益获取——基于大宗股权交易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2006-2010年发生的大宗股权交易事件,对大股东获取控制权利益行为进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大股东在所有权结构中的控制能力越强,能够获取的控制权利益水平就越高,但是与非控股大股东相比,处于控股地位的大股东更倾向于以私有收益的方式实现控制权利益;与非国有股东相比,国有性质的股东更倾向于以私有收益的方式实现控制权利益;较好的市场环境能够有效抑制获取控制权私利行为,尤其是对控股大股东和国有性质股东获取私利行为的作用程度和效果更明显。     

询价机构报价中的意见分歧与IPO定价机制研究

机构投资者报价是询价制度下IPO定价的核心环节,本文从机构报价中的意见分歧角度研究中国股票一级市场IPO"三高"问题,以及二级市场新股上市首日及长期表现。研究发现,我国询价机构的报价存在较大差异性,表明机构报价过程中意见分歧较为严重。进一步研究表明,询价机构报价差异性越大、意见分歧越严重,一级市场IPO定价过高问题就越突出,并导致"三高"问题的出现;同时,机构报价差异性与IPO首日收益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二级市场投资者意见分歧已通过询价机构报价的方式提前反映到IPO定价中;而长期来看,机构报价差异性越大,未来股价下跌幅度越大,市场低迷问题也越突出。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市场IPO现象、改革与完善IPO定价机制,以及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何种内部治理机制影响了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大股东与董事会治理效率的比较

文章采用相对管理费用作为权益代理成本的代理变量,以1999~2002年上市公司为对象,检验了两种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大股东和董事会对公司经营者代理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在国家控股公司与非国家控股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几乎没有影响;相反,终极控股权性质对权益代理成本产生了显著影响,即无论是否考虑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国家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显著高于非国家控股公司;并且,在国家控股公司中,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权益代理成本越高。此外,文章还发现,国家控股方式影响了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国资部门控股公司代理成本显著高于其他的国家控股公司。     

中国A股IPO融资成本差异:民营、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中国A股市场1999-2008年企业IPO样本数据,中国A股市场不论是民营上市公司还是国有上市公司,IPO融资成本中的隐性成本影响权重均强于显性成本。但两类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其融资成本数量、结构和影响因素均存在明显差异;而发行前的盈利性指标、发行时二级市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等,对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朝市场化方向改革的IPO发行制度和定价机制,减弱了民营上市公司和国有上市公司承担的折价费用和融资总成本,以及两者间的差距。     

上市公司控股模式研究

文章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模式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常采用金字塔控股的形式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公司平均的代理层级为2,最短的代理链只有1级,而最长的达到7级。同时,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代理链显著长于国有控股公司;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的代理链逐渐地增长。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减税降费与实体企业“高成本”现象

在当前实体企业成本高和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与代理理论,以2012—2020年A股实体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成本黏性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了减税降费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加剧了实体企业的成本黏性;减税降费能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成本黏性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在股权质押期间,控股股东主要是出于合法性动机而不是掏空动机而影响实体企业成本黏性的;减税降费有助于缓解控股股东的合法性动机。因此,要赋予实体企业一定的规制合法性,加强对股权质押的监管。     

银行负债、制度环境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

债权人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力量在学术界一直鲜有人关注。文章就企业的银行负债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和法律环境与银行负债的交互作用。利用中国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企业的银行负债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法律环境与银行负债存在交互作用。文章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委托代理、资本结构等相关理论,又对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及企业融资决策具有较强启示意义。     

控股股东、高管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股权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分配的力度显著更高。(2)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强,现金股利发放的力度更大。(3)控股股东拥有较强的控制地位对高管的自利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越不显著;股权激励显著影响股利政策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成立,隐含了拥有较高控制权的股东能够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     

上市家族企业代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资本市场公司上市制度的显著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由此衍生出公司治理框架下双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一是股东与经理的代理问题，表现为管理机会主义，即管理者在企业利益的幌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控股股东与搭便车的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一股一票”的制度使控股股东有机会全面控制公司财务和经营决策，或者任命公司的最高管理团队。在参与决策和对管理层的监管过程中，控股股东可以获取大量的公司内部信息，当控股股东与其委任的或者聘用的高级管理层合谋就可以借用这些内幕信息牟取收益，为此不惜牺牲中小投资者，乃至社会的利益。     

科创板IPO审核问询有助于新股定价吗？——来自机构投资者网下询价意见分歧的经验证据

信息披露是注册制改革的核心,科创板首次公开披露IPO审核问询与回复,是对核准制下信息披露制度的重大改革。科创板IPO审核问询能否发挥预期的信息挖掘和价值发现功能,帮助投资者评估新股价值,提升IPO定价效率?文章研究表明,科创板IPO审核问询回复函的信息特征显著影响了机构投资者询价意见分歧,具体表现为:回复函叙述性披露内容越多、可视化信息量越大、文本可读性越高,机构投资者询价意见分歧越低。公司研发投入越多,回复函信息特征对询价意见分歧的影响越大。此外,当交易所明确指出回复函存在信息质量问题或者首轮问询后仍多次被问及核心科技问题时,回复函信息特征对询价意见分歧的影响显著减弱。在控制了机构投资者"抱团压价"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后,结论依然稳健。文章基于科创板IPO信息披露的分析,从定价效率视角提供了评价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经验证据,也为监管方进一步提高审核问询质量,提升IPO定价效率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