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吗——基于中国220个城市的检验

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本文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FDI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中等收入阶段,FDI则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受到大部分城市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限制,FDI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应对外资环境挑战的主要举措。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8-2007年我国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入中部地区的FDI能带来中部地区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显著增长,表明中部地区FDI流入对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与FDI的结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但是贡献程度不高。     

贸易便利化与沿线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欧班列的准自然实验

中欧班列的国际货运属性导致其对中国贸易便利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有别于一般国内铁路。基于2004—2021年中国地级市的数据,将中欧班列开通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贸易便利化对沿线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推动沿线城市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方向发展,在进行三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第二,技术创新、融资支持和数字智能三种机制能对开通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中欧班列对沿线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主要存在于非中心城市。未来城市应利用贸易便利化这一有力“引擎”,通过提升融资便利与数字智能水平,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在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中的作用,为沿线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支撑。     

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贸易潜力分析 ——基于"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实证

本文实证研究了"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我国对其的出口贸易潜力情况,结果表明:"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逐年提升,但当前总体水平仍然不是很高,仅处于一般便利位置;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推动我国对该国出口贸易流量增加,而且口岸设施环境、海关环境、制度环境等涉及贸易便利化的各个维...     

转型期中国就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是一个关注的热点,各级政府都把外商直接投资视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出路。鉴于此,作者选取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就业有显著的直接创造效应,也产生了就业挤出效应,但这种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而其总就业效应是显著为正的,同时文章根据此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对广州服务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针对广州市的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作用也截然不同。就现阶段而言,服务业FDI是影响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原因,而服务业结构变动也会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进一步检验发现,广州服务业FDI对流通业的影响要大于生产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而对社会服务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与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变动轨迹是一致的。由此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结构调整效应,并提出利用外资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政策建议。     

中国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中国正以东道国和投资国双重身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本文剖析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理论机制,结合1982-2012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误差修正和脉冲响应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双向FDI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结果显示:在短期,I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更为突出;在长期,中国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促进作用,但IFDI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效应更显著,OFDI则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动态冲击看,双向FDI都会将自身所受外部冲击传递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FDI对我国的外溢效应,证实了这种外溢效应的存在性和显著性。接着又对影响外溢效应的内部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都有助于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数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时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国已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就业问题是我国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外资的引进对我国就业数量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我国引进外资现状出发,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三大传导机制:国内投资、技术转移和国际贸易,进而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效应是积极的结论.     

基于自主创新的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影响技术水平的自主创新因子,把自主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内生化。采用辽宁省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自主研发投入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增加3.8409%;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增加0.6947%;自主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推动作用,相比而言,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边际贡献率相差3.1462%;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时滞效应。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基于广东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出广东省1985-2010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并分别以三者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考察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技术效应,但这种技术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实现的,技术效率效应并不显著,技术效率改进的驱动力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国内因素。另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应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效应和适应期效应,只有越过技术门槛和适应期,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才能完全显现。     

FDI对广东省外贸竞争力影响的实证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带动了经济的有效增长。通过分析广东省1979—2014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FDI与进出口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增长对进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有助于提高外贸竞争力。广东省的出口贸易属于投资推动型,因此政府应以FDI带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大力引进FDI,择优引进FDI,引导外资投向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产业,最终长期有效地利用FDI提升广东省的外贸竞争力,同时,企业要提高FDI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逐步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基于有界检验方法的外商投资与我国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和Pesaran等有界检验(boundtest)方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就业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协整估计。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FDI对就业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就业具有比较明显的扩大作用。从就业的角度看,针对FDI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政策,充分考虑其动态影响,趋利避害。     

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动态效应——基于VAR模型和脉冲响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VAR模型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实证研究FDI流动对我国区域就业的不均衡影响,旨在揭示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结果表明: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流入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负,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正;FDI流出对中部的就业效应为正,对东西部的就业效应为负;总体上,FDI流动的就业负效应明显;FDI的区域就业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长期吸纳效应和短期挤出效应并存,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动态冲击效应显著。     

FDI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1994年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了简要回顾与分析.并根据1994～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作用进行了回归分析,基于计量分析,我们提出了切合中国现代实际的建议,以期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出口贸易提供政策支持.     

外商直接投资、能源价格波动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这必然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地区差距,对于整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不利的。文章采用中国1992-2005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研究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文章的重要发现是,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的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节约能源的诱致性创新。     

我国资产价格与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资产价格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本文综合运用GRACH、EGARH组合、GARCH模型分析资产价格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变动趋势及特征,在此基础之上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资产价格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并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我国资产价格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效应强度及差异,揭示资产价格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FDI)间的内在规律,从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