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以及公司价值

公司治理就其实质是指公司是由谁控制,并为谁的利益服务。在Berle和Means1930年的经典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第一次提到在美国的公司中普遍存在着大量所有权分散的股东,由于经理有着自     

金字塔股权结构、股权制衡与终极股东侵占

上市公司终极股东行为深受金字塔股权结构形态和内部权力配置及结构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表明上市公司终极股东侵占行为选择与金字塔股权结构形态特征正相关,与两权分离程度负相关。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内部制衡机制不仅直接影响股东侵占行为,并能够强化金字塔基本形态的影响作用。为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不受侵占,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并加强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监管。     

股权制衡、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公司绩效

从公司治理层面完善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制衡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往学者仅仅研究了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很少研究两者关系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理.因此,引入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这一概念,研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两者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     

基于制衡股东角度规范关联交易的思考

本文以规范非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作为研究对象。在阐述关联交易动机的基础上,从投资目的和股东性质两个维度,将制衡股东分成四种类型,结合信息披露、定价方法、审计监督等管理要素,探讨了各类制衡股东的基本策略,以规范关联交易。     

政府股东、银行治理与风险承担

银行治理是银行业发展的核心,银行治理的漏洞一旦扩散,会大幅度提高银行风险、动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甚至打击实体经济。资本充足率水平和贷款质量是衡量银行风险的关键指标,是政策监管的核心。本文对中国74家上市银行和非上市商业银行2011—2014年年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的风险越低;政府控股有助于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的风险越低;最后,境外投资者持股的银行风险水平低于非境外持股的银行。     

论银行协税义务和保密义务的冲突与制衡

银行的协税义务存在于银行与税务机关之间,旨在保障税务机关执法的顺利进行;而银行的保密义务则被视为银行与客户之间契约的默示条款,意在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商业银行业务运作的两项重要制度。文章对这两项重要制度的内涵、冲突进行解析,并由此得出制衡之道。     

合理构筑权责关系，稳步发展城市合作银行

合理构筑权责关系，稳步发展城市合作银行张伟，马贵春组建城市合作银行作为金融体制改革重要部分，在组建过程中应充分体现资本构成决定权责关系这一市场经济公认原则。按目前设想，城市合作银行由现存的城市信用社以一定方式资产融合组成。受现在城市信用社投资主体多样...     

完善金融租赁公司与股东银行协同联动研究

根据金融租赁公司与股东银行协同联动的实质内容和紧密程度．本文将行司业务协同模式划分为三种,基于当前我国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运营环境和监管要求．相对紧密型关系更有优势和效率：今后一段时间。巴塞尔协议川对于银行业监管提出的新标准会深刻影响金融租赁公司与股东银行的业务协同关系,成为驱动金融租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并成为行司协同模式的基础。本文从资源共享、组织保障、考评机制、监管标准等多个方面提出发挥金融租赁公司与股东银行协同优势的政策措施和建议。     

跨国银行并表监管与金融隐私权的冲突及制衡

在金融全球化、金融一体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集团化的趋势下,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纷纷走出国门,进行全球扩张和跨国并购,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跨国银行.这种跨国银行的产生和经营给普通的银行监管带来挑战,为了避免对跨国银行监管漏洞的存在从而危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健,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跨国银行并表监管的核心监管原则.但是在母国具体实施跨国银行并表监管过程中,会遇到东道国保护金融隐私权的法律障碍.因此,由于金融信息披露和金融信息交流所引发的并表监管和金融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就必须对两者的冲突进行价值和机制制衡.     

银行外汇交易风险与控制

自1973年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外汇市场固定汇率机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浮动汇率制度,汇率从此不断地波动,并且没有波动的上下限。国际市场上各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状况、货币利率、机会收益、国家汇率政策等都对汇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外汇市场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无形市场,外汇交易不受地点和时间限制,     

公司为股东担保的合同效力与银行法律风险

30个汉字与2700亿元银行资产
　　公司为股东担保,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这样的表述,早在1993年《公司法》颁布时,第六十条第三款就已经写明,只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直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明确指出：“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才令人吃惊;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中国工商银行诉中福实业公司借款担保纠纷一案,把这一条款进一步演化成现实的案例后,就对债权人、尤其是商业银行业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控制优化分析

在全球经济恢复性增长和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的多重背景下,我国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更加复杂的经营环境,管理基础相对薄弱,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健全,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法律体系存在缺陷等因素都很容易引发操作风险。因此,我国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将操作风险管理作为重点,通过加强基础管理来持续推进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控制体系不断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