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产品创新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吗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以加成率为视角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与盈利能力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提升了加成率;东部地区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加成率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均有显著的"加成率效应",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无该效应;民营和外资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均显著提升加成率水平,但国有企业并不明显;通过扩展的M-O模型,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出口企业产品创新对加成率影响的内在机理,理论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该效应成立的关键,经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命题。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具有更高的成本加成率吗——来自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已有研究大多基于企业生产率的角度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市场"自选择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忽视了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在对外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为此,本文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视角,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定价能力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指标中,综合考察了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市场"自选择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其背后的生产率优势和产品定价优势。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对外投资企业而言,对外投资企业具有更高的成本加成率,且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越高相应的对外投资规模也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除生产率优势外,产品定价优势同样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中国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研究

出口价格汇率传递是汇率影响贸易的中间环节,已成为研究汇率变动经济效应的重要基础。基于2000—2013年企业交易层面的海关数据库,本文从产品异质出发,探索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汇率传递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本文根据出口厂商依市定价理论,从产品质量和产品的核心程度这两个分别代表企业间和企业内产品异质性的维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品质量越高,产品在企业中的地位就越核心,其人民币汇率传递率也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下降对产品出口量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低价低质量产品更为有利,但这可能恶化本国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上升可能会对产品出口量产生负向的影响,但可以适当促进贸易结构的调整。在汇率波动加大的背景下,本文的结论对推动贸易稳定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促进了创新吗？

本文聚焦出口产品质量如何影响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会由于强化出口的积极效应、弱化出口的消极效应，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区分所有制后发现，相较于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较大；区分出口贸易方式后发现，混合贸易出口企业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要比一般贸易出口企业小；区分出口目的地后发现，相较于OECD等国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比只强调出口数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意义更大。     

金融科技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金融科技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采用201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海关贸易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信息匹配是金融科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个可能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科技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出口产品,以及出口企业旧产品和核心产品的质量提升作用尤为明显。对企业内部影响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有利于降低企业内产品质量分散度,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文章结论对于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加速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互联网、产品差异化与企业出口定价

本文将互联网引入垄断竞争模型，纳入产品质量和生产率双重异质性，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影响。总体上，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具有正向影响。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发现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互联网与出口价格负相关；当产品具有异质性时，互联网与出口价格正相关。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成本节约效应”显著，而对“质量升级效应”的发挥存在门槛值；对低质量样本，互联网的质量升级效应表现显著，这可能与互联网指标的选取有关。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积极影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西部地区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高行业集中度和高产品集中度企业。本文指出，应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提升企业互联网应用水平，以实现我国制造业升级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信息化建设能否助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浪潮下,信息化建设能否助力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关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2002—201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数据,借助“两化融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对不同类型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与创新效率,以及降低中间品进口价格与出口信息成本来实现;拓展性分析发现,信息化建设还会促进企业出口规模增加与出口市场拓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存在明显的后发优势,后批“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前批更强。本文的研究为“信息化”与“走出去”两大发展战略能否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中欧班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文章将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出口产品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中欧班列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中欧班列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创新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中欧班列对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大。中欧班列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正向辐射效应，其辐射范围大致为400公里。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风险厌恶型多产品企业的贸易模型,以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了我国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主要体现为出口企业的产品种类减少、核心产品的出口份额增加和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程度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融资约束较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更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分散风险和改变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来影响企业的产品范围。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应对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及我国外贸政策的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外资撤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研究了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撤离降低了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种负面影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市场导向型外资。机制分析表明，外资撤离引起企业成本加成下降，改变企业中间品配置，进而削弱企业获取出口附加值的能力。涟漪效应研究发现，外资撤离产生的行业内关联和后向关联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前向关联会对下游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外资撤离虽然对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也为行业内和上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融资约束、产品排序与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了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探究了融资约束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及其差异化调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降低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并且对核心产品加成率的抑制效应显著大于非核心产品;考虑内生性问题、改变关键变量度量、剔除加成率极端值和改变产品范围等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通过生产率和质量升级抑制效应降低了企业产品加成率;但由于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采取质量竞争的核心产品策略,且融资约束抑制核心产品质量升级的强度大于非核心产品,引致融资约束对核心和非核心产品加成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以及多产品出口企业面临不同融资环境时如何进行内部资源配置,提供了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