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中腐败成因的文化解释

本文对腐败成因的文化机制作了初步的讨论,认为在文化层面上腐败行为的产生和蔓延,既源于腐败思想的长期存在,又源于对腐败思想给予宽容、默认、辩护的思想腐败。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了思想上的腐败是最深层的腐败,提出了“文化反腐”的新概念。     

福建沿海农村基层廉政建设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在对腐败行为的治理实践中,如何准确估价腐败行为,长期以来缺乏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对其进行定量定性分析。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尝试运用评价指标体系测评腐败行为,旨在确立一套评价腐败行为的科学体系,力求使测评腐败程度科学化、数量化、精确化,为控制腐败提供科学依据。     

两类信贷腐败比较研究:审批腐败与支付腐败

企业在向银行寻求信贷融资时遇到的信贷腐败可分为两类：金融机构中主管信贷审批的高层人员的审批腐败;负责信贷发放的基层人员的支付腐败。通过分析两种类型的腐败在项目寻求信贷融资时的影响,揭示信贷腐败与信贷融资之间的关系,指出两类腐败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基层支付腐败对信贷融资项目产生逆向选择,阻止了低风险项目的信贷融资行为,而高层人员倾向于和融资项目合作,因而具有减少基层机构支付腐败的动机。     

关于腐败概念界定的研究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才绎腐败概念的多种观点，地腐败客体、腐败主体、腐败的危害、腐败动机和腐败的标准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腐败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界定腐败才比较全面，而且也切合社会实际。     

经济市场化、金融发展与反腐败

运用中国省级水平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市场化在影响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都是有效抑制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市场化对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除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外,经济市场化的其他四个方面因素都对腐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要素市场发育还能显著增加金融发展的腐败治理效应,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相反。对于惩罚性和威慑性的腐败治理策略而言,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推动金融发展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以"混合政体"预防制度腐败——波利比乌斯廉政思想初探

波利比乌斯通过其"政体循环说",将政治制度的蜕变与腐败视为必然,认为导致制度蜕变与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进而通过其"混合政体论"作为预防制度腐败的不二法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廉政思想,成为由制度腐败观向权力腐败观的过渡标志,为后世权力腐败的预防提供了借鉴.     

论防治高校腐败的对策

近年来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但由于高校面对更多的自主权却还没有建立起更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从而给腐败的产生留出了空间,产生了经济类腐败、行业类腐败、学术类腐败。在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建立健全高校管理制度、实施有效监督,对防治高校腐败具有现实意义。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基于成本收益的视角

腐败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现象。腐败根源于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制度的失衡。根据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可以认为在既定社会制度下,腐败行为是腐败者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所以,反腐败是长期的、全面的制度安排,应该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影响腐败者的成本收益状况,最终达到低水平腐败的制度均衡。     

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医疗领域职务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前制度安排的缺陷。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强化了医务人员的逐利动机，导致医疗腐败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使医疗体制改革面临新的困境。从事腐败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的权衡。本文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出发，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预防职务腐败的相关对策。     

腐败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基于省级数据的检验

基于1993~2008年中国地区层面的数据,以各省区腐败案件的发案数作为腐败的衡量指标,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影响的联立模型中引入腐败因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腐败既可以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或扭曲环境政策直接加剧环境污染,也可以通过降低收入水平间接降低或增加环境污染。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出先改善后恶化的动态变化,且受各地区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腐败对东、中、西部地区环境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梯阶差异。     

法律制度效率，地区腐败与企业家精神

文章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法律制度和地区腐败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在法律制度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就越倾向于有效发挥;在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就越倾向于有效发挥;与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法律制度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作用更大;与法律制度效率较高的地区相比,腐败在法律制度效率较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作用更大。在我国重新启动新一轮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这一研究不仅对优化中国法制环境、治理官员腐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为激活企业家精神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启示。     

提升高校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的实践与思考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高校在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上还存在问题。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健全制度很重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更为重要。     

国内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探讨

预防腐败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世界各国关于预防腐败的制度和措施多种多样。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其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认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对于本国防腐作用是巨大的。＂腐败-惩罚＂的传统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申报-公示-防腐＂的全新模式。     

腐败不会阻止FDI?——腐败和FDI关系的实证研究

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表明,腐败和FDI之间存在二次非线性关系,腐败并不一定会阻止FDI的流入,仅仅在某一阶段会产生这种关系;而在另一阶段,腐败和FDI之间确实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     

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与腐败

以一个外部性的例子作为分析基础,探讨了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与腐败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失灵是产生腐败的原因,政府干预是政府对市场失灵和腐败进行权衡后做出的决策。因此,即使经济中存在腐败,但为了矫正市场失灵,政府仍会对经济进行干预。     

腐败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基于全球视角

腐败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古至今都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谈论的热点问题。自人类出现了私有制以来,腐败就伴随着国家和阶级的产生而不断发展变化。在以往的文献中,腐败问题的实证分析较多关注腐败与经济因素之间的研究,而很少涉及腐败与社会、政治因素（如法治水平、政治稳定等）之间的相关性研究。采取世界银行的＂良好政府＂数据和世界透明组织CPI数据,包括六大变量：法治水平、政府效率、政治稳定、发言权与责任、法规品质和腐败控制,挖掘腐败控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主要得出如下结论：腐败与法治水平最相关,提高法治水平是遏制腐败的最重要手段;政府效率与腐败相关度也较高,提高政府效率有助于控制腐败现象。     

对审计参与反腐败工作的探讨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切实抓好反腐败工作，严肃查处经济活动中的腐败案件，是一项长期复杂、需要多部门参与、涉及多学科专业知识的综合系统工程。审计作为综合经济监督部门，在反腐败工作中大有可为。     

利用互联网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实践经验浅析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其所发挥的舆论监督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互联网成为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又一重要领域。它有与以预防为主的新思路相适应、舆论监督作用明显、警示震慑作用显著和社会情绪的宣泄平台等诸多优点,但也可能会带来“人肉搜索”、“网络枪手操盘”、“网络暴民”等问题。应通过抓好互联网的监督作用,更要突出廉政文化建设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重视硬件建设,更要抓好软件建设;突出形式上的内容,更要抓好实质性的内容等措施来发挥互联网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企业寻租的福利效应分析

近20年来,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通过构建两地区中两企业和两政府的博弈模型,分析官员自由裁量权和企业寻租行为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在将标准均衡结果与寻租均衡结果进行比较后,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寻租降低了经济整体绩效,导致企业总产量降低;第二,发生寻租的地区出口严重下降,甚至导致本地企业为躲避官员掠夺而到其他地区生产并将产品返销本地;第三,寻租有可能因为降低总产量而使市场价格提高进而提升企业绩效,但寻租地区企业绩效的提高幅度较小。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现有文献对腐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并对中国制度化反腐机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国家审计在腐败治理系统框架中的功能——以匈牙利为例简

国家治理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国家审计作为该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发挥着特殊的功能。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侵占公共资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腐败治理离不开国家审计。以匈牙利构建其国家腐败治理系统的框架为例,分析国家审计在其中的功能定位、作用原理以及具体表现,能为我国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腐败治理的功能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