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检验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成功转变为一元经济的转折点,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工资水平快速上升.本文对我国农业的制度工资决定和变动方式进行了探讨,并对转折点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尚没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的二元经济已经到达了标志着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的刘易斯转折点.     

经济全球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外向型工业化的失衡效应与加速效应

本文在介绍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在考虑转移成本以后,“准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这种提前形态与我国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有着密切关联。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向型工业化会产生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在导致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促使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本文通过实证检验提供了失衡效应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对西部开发的冷静思考——我国东部经济增长经验价值的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东部地区由于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取得了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先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日益扩大。为此，西部开发战略提上 议事日程。但人们在对西部开发的研究中，多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历史经验为参考，进行各种模型分析，很少注意到西部地区与20年前东部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的极不相同与十分不利的初始经济、社会等条件。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隐形”刘易斯拐点现象对政府区域产业政策的启示

东部沿海部分省份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已经完成,但是由于中西部的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这些省份并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仍然保持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延缓了产业升级的速度。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使之流失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的的制约,使得农民在地区间流动成本很高,也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社会效率的损失。中西部地区由于投资环境不佳和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忽视,降低了对本地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为此,政府一方面应大力促进东部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应为中西部的中小企业发展铺平道路。     

区际劳动力流动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的农业部门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非农部门,满足了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本文通过估计东部地区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得到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效率,然后根据区际劳动力流动规模,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对东部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日益活跃,由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的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对东部地区非农产业增长的贡献率呈加强趋势,是东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重要条件。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东北三省劳动力市场研究

本文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东北三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利用1978年～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函数,之后利用计量分析结果估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并与农村部门的生存水准进行比较,最后再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结果表明,在东北三省当中吉林省接近刘易斯的转折点,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没有到刘易斯的转折点.     

产业地理集中与地区经济差距

文章通过对1990年～2005年中国人均GDP省际差距及其变化进行产业分解,认为1990年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产业的地区差距,而第二产业向东部地区的集中又是推动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导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制造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中西部地区逐渐成为"边缘化"区域,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也由此持续扩大。基于此,文章认为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缓解非农产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通货膨胀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关系及其治理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后,普通劳动力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将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其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否也与此有必然的联系？理解通货膨胀的根源,对于把握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制定通货膨胀治理政策乃至其他相关政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本文对这些相关问题作分析,得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通货膨胀在实际经济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作为“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现象仍须引起重视,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反思与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回归

在政府主导下,外资推动了我国乡镇经济直接向城市经济转变,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超越了县域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没有实现我国经济顺利转入刘易斯拐点,还使我国经济由人口红利因素导致的快速增长转变为经济增长放缓的转折点.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加深了我国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且固化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产业再转移的压力,以城市经济为中心经济发展模式要向以县域经济为中心发展模式转变.这样既能够以全球竞争为导向打破"唯外资论"的思想障碍;也能够以内生发展为基础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     

关于中国民工荒问题的思考——基于对刘易斯模型的探究

针对中国近年来的民工荒问题,许多学者根据刘易斯模型提出了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结束的观点,另外一些学者则把刘易斯模型的特点与中国当前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特点相对应,从不同的角度反驳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笔者则从微观的角度结合新一代农民工的特征来分析"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一观点的不正确性,并针对当前的民工荒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珠三角工业化模式对刘易斯模型的扩展

刘易斯模型面临着挑战并具有扩展、创新的内在要求,把刘易斯模型应用于珠三角地区二元经济演化和工业化路径分析时,该地区表现出刘易斯模型未能覆盖和未曾分析的特殊模式,而其特殊性主要是在一个开放条件下的演化增长,从而拓展了传统刘易斯模型的封闭系统分析框架,构建了由资本、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口贸易、技术转移等这四个要素组成的开放型二元经济演化路径。     

刘易斯拐点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对策略探析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率先出现"民工荒"现象,许多学者担心刘易斯拐点过早来临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经济发展已具规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刘易斯拐点出现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一个重要契机,有利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区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城市区域、为我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提供宝贵经验。文章阐述了刘易斯拐点的内涵,论述了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必然性,提出了应对策略。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学界仍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剩余劳动力测算、人口流量与存量争论、工资上升原因解释及其他指标解读等方面对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据此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问题的方向.     

海峡两岸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合作的发展趋势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研究开发原子能、核能、半导体与计算机等高新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提出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20世纪60年代,台湾通过组装加工的方式进入国际高新技术产业链;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大陆与台湾的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了合作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大陆与台湾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合作不断发展和深入,合作的层次不断提高……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来自农业生产部门的证据

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出发,可以得到多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本文在系统介绍这些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使用相对较为准确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其中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则分别采用了劳均农业净利润法和年工法。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判断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经过判断,认为根据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判断结果更为合理,中国在2005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关于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30年,人口结构的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近来备受瞩目。"未富先老"是人口结构快速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突出矛盾。通过最新文献回顾发现,深入研究限制人口红利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显得更为重要,而刘易斯模型的适用性、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缺乏,是造成刘易斯转折点判断分歧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研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有助于作出科学判断。     

我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的初步判断

未来20年,对我国来说,既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认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本文分别从东中西三大地带、南北地区和省区市角度展开分析。一、东中西三大地带发展格局的变动特征(一)增长速度差距有所缩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区都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其中东部地区发展速度一直处于领先水平,但东中西地带间发展速度的差距已开始缩小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有所提高。“八五”时期(1990—1994)三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