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

处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中国农业面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仍然要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力,保证农民收入与其他产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并在此前提下有效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政策措施来讲,应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将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更直接与农民收入挂钩;严格坚持现有农地所有权制度,通过鼓励使用权流转、发展农村合作和协作组织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倾斜的税收及金融政策促进农村工业发展.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 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本文从人力资本、储蓄与投资、制度创新三个层面研究了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通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对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人力资本、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初始人均GDP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条件收敛;人口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刘易斯转折点、要素价格均等化与产业升级——基于中国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阐释

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推论相比,要素价格调整定理及要素价格非敏感定理更加真实地传达了现实贸易的结果,也对我国劳动力价格非均等化发展的现实悖论做出了一定的解释.进一步审视我国的"现实体制",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及其引致的劳动转移替代资本转移的强化,是我国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的重要原因.而"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期出现,将带来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的弱化甚至逆转.这要求我们必须率先通过制度引导实现产业的有效转移和升级.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随着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国的发展经验,总结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四大机制,提出实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一些思路。     

20世纪90年代中国海洋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新世纪的展望

本文分析了９０年代中国海洋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海洋经济增长速率,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主要海洋产业部门增长及特点。展望了２１世纪－开发海洋世纪,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前景,并提出了中国建成为海洋强国及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台湾经济转型升级对浙江的启示

产业的转型与升级,是一个集结构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思想理念的转变和制度创新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我国台湾省在1986年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并且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当时它的外向型产业及企业特点与目前的浙江相似,而且当时台湾省产业转型升级时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与浙江相似。另外,台湾省与浙江的自然条件及企业文化也颇为相似。所以,台湾省的经济发展历程对浙江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台湾大陆投资的新特点及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我国台湾经济是典型的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是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80年代初期,台湾开始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随着两岸经济发展以及政策的开放逐年增加,现已居台湾对外投资之首,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力亦愈来愈大。本文从台湾对外投资的历史出发,分析了台湾对大陆投资的演变历程、地位、新特点以及带给台湾经济的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围绕西德马克升值的争论及启示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西德国际收支顺差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尽管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是西德对外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固定汇率制的观念仍根深蒂固,但西德坚决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项目开放,将国内经济均衡尤其是物价稳定作为重中之重,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摸索,几次主动允许马克升值,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外部失衡对国内经济的压力增大,西德的经验对如何处理我国经济失衡,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有重要启示。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基于山东的实验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而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资本。对山东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科技投入没有明显增加地区GDP,而地区经济增长却带来了科技投入增加。结果表明,虽然山东省增长方式有明显转型特点,但依然偏粗放型增长。分析了科技投入不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提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呈长期上升之势,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税收增速长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虽然部分税种收入增长与其对应的经济税源的增长大体上保持同步,但整体来看,近十多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过快,宏观税负水平过高,与国际上出现的税负水平下降趋势是相悖的。     

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

一国经济的增长源于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口增长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力增长的有效性.人口作为理解经济增长的一个切入口,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大决定“逐步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背景下,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予以解读,从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口经济理论及西方学者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展开分析和论证,阐明人口政策适度调整后,经济增长将获得新动力.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而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资本。对山东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科技投入没有明显增加地区GDP,而地区经济增长却带来了科技投入增加。结果表明,虽然山东省增长方式有明显转型特点,但依然偏粗放型增长。分析了科技投入不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提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广东：新形势下产业经济大省的新跨越

近年广东产业发展的八大亮点 近年来广东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着力加强区域合作,着力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显著的成效.全省本地生产总值2005年在全国率先突破2万亿元,2006年达到26204.47亿元,2002-2006年年均增长14.0%,增幅比1998-2002年高出3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由2001年的8.2:45.7:46.1调整为2006年的6.1:51.7:42.2.     

经济在强势区运行 但仍未达到长期转折点——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及趋势分析

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继续升温,GDP增幅达1997年以来季度最高水平,工业投资和产出在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效、出口高速增长及外资加快流入的作用下,出现了强劲上扬的态势;民间投资在一些地区开始有明显的启动趋势;一些新的消费     

我国经济转型期投资效率问题研究——基于RBC模型的分析

投资效率的提高是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识别我国转型期投资效率问题的基础上,利用改进的RBC模型,详细分析技术冲击对于投资效率和经济的影响,并运用VAR模型对我国数据进行了验证,得出了技术对于效率和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但其对效率的贡献率较低的结论。     

重庆市渝北区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分析及政策建议

重庆市渝北区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应抢抓我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和两江新区成立的机遇,采取一系列新措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充分利用渝北区已有的优势条件,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造重庆对外开放第一门户。     

资本有机构成、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劳动收入的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保持不变,即劳动收入占比保持稳定。中国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资本深化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转变这一增长方式的着力点在于纠正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促进经济稳定均衡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