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网格化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成都Q村网格化治理实践“离土性”的思考

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各地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其中网格化治理是将现代治理技术应用于城乡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之一。然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治理资源和治理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将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网格化治理直接植入式地运用于乡村治理体系中,将带来治理技术与治理基础的冲突。成都市Q村在推进网格化治理的实践中存在形式化和冗余性等问题,表明网格化治理难以在乡村社会落地（即具有“离土性”）。邻里相知的熟人社会、守望相助的生活逻辑、均衡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内生自治的村庄公共性等决定了村民自治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最为适宜的治理方式,要使网格化等现代治理技术在乡村落地,必须坚持乡村治理的自治属性,提升治理技术的内生性,实现治理技术与村民自治的融合,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社会现代化。     

以村民自治创新促进农村治理现代化——基于成都村民议事会创新实践的思考

村民自治组织是参与农村治理的骨干力量,村民自治组织治理能力的高低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农村治理的现实中忽视了村民自治组织的重要作用。自1980年2月广西省宜山县诞生第一个村委会以来,村民自治一直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四川成都推行的村民议事会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实践,在农村治理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论文在分析成都村民议事会运行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村民自治存在的典型问题,对村民自治创新进行了一些构想,希望能够为提高村民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促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略尽绵薄之力。     

论村民自治的本我角色回归——新农村建设下村民自治的生长空间与走向探析

村民自治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项新生的基层民主政治和乡村治理形式,长期处在政府任务的＂紧约束＂状态下运行,出现＂行政化＂倾向。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释放了村民自治的生长空间,为其向＂自治性＂的本我回归提供了可能。能否把握机遇,促成转变,是决定当前和今后村民自治发展的关键性步骤。     

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探析

随着国家权力从农村社区的不断收缩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的治理呈现结构多元化和主体精英化趋势。充分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其治理机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乡村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笔者将从“国家——精英——村民”的视角,通过阐述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等几个方面来探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基本单元的多层化体系建构——以三种农村集体资产改革为例

自治和行政是乡村治理的两大工具,两者不同的组合方式产生自治主导型、自治行政均衡型、行政主导型等不同的治理路径,进而形成自然村、行政村、乡镇等多层化基本治理单元体系。以三种有关农村集体资产的改革为例,集体资产产权分配改革宜选择自治主导型治理路径并以自然村为基本治理单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改革宜选择自治行政均衡型治理路径并以行政村为基本治理单元,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宜选择行政主导型治理路径并以乡镇为基本治理单元。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安徽天长的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广东东莞的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分别以自然村、行政村、乡镇为基本治理单元,均取得了较好的治理绩效。乡村治理基本单元的设置,应以兼具自治和行政双重职能的行政村为基点,基于治理事项的具体要求、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关联及其治理能力和资源选择适宜的治理路径和基本治理单元,或下沉至自然村等,或提升充实行政村（能力和资源）,或上升至乡镇等,形成多层化基本治理单元体系,并加强各基本治理单元的治理能力建设,有效提升治理效率和绩效,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浅议村民自治相关法律与制度的完善

村民自治对提高农村的治理水平和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造成村民自治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应从完善各个层次的法律和健全村民自治相关制度入手,构建更加完善的村民自治相关法律和制度体系,促进村民自治在农村更好地发展。     

宪政视域下村民自治权的权利属性探析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其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亟需回答的理论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点便是如何认识中国宪政体制下的村民自治权的权利属性。通过对宪政视野下中国村民自治权的权利属性研究,不仅能够从理论上回答农村自治建设在实践中遭遇的诸多诘难,而且还能进一步推动农村问题研究的深入,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对策,最终提出中国宪政建设的可能性进路。     

乡村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变革:农村问题研究新背景与新特征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化发展而日渐觉醒的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作为农村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的村民自治,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系统的有机构成,它的变革既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配套举措,也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系统环节,这是转型期农村问题研究的新背景和新特征。     

村民自治权力位移考察分析

村民自治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而产生和兴起的乡村新型组织形式。但是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影响 ,村民自治权力发生了位移。文章对村民自治权力发生位移(包括正式位移和非正式位移)的形式、过程、原因进行了透视 ,对自治权力的合法行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路径探析

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已经成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还面临着基层党组织引领有待强化、基层民主自治局部存在失序、基层法治有内卷化风险、道德规范约束力弱化和矛盾纠纷研判处理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的挑战。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提出要以政治为统领、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智治为支撑,建构“五治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新体系。     

村民自治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作用

村民自治是现代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保障。在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重大作用。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社会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直接影响农村基层社会健康发展。村民自治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政治保证。村民广泛参与能够谋求各方利益的均衡，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力：村民自治是农村弱势群体凝聚起来的社会条件。是普通老百姓表达诉求、民主监督、当家作主的好形式，也是从源头防止腐败，培育农村新风尚的重要途径。     

论南京十年的农村公共财政陷阱及当代启示

南京十年,即1927~1937年,农民的税费负担迅猛增长,但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踌躇不前,形成二元背离,"农村公共财政陷阱"形成。其主要问题是效率与公平原则遭受破坏,表现为吃饭财政、城乡失衡、贪腐横行。避免农村公共财政陷阱的当代启示是,加强制度建设,转变基层政权职能、完善地方财政分权体制、走财政法制化民主化道路。     

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农村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村民自治能否沿着正确方向长久、高效发展下去的动力源泉。然而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边缘化",农村党员培训教育的形式化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认识的简单化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的形成与运行。因此必须大力培养农村基层党的骨干,积极发展经济,创造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切实推动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失灵分析

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特点,农村公共产品的获得非常依赖于政府的有效供给,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但目前在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供给主体的错位下移以及效率低下等。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主要是由于供给主体的经济人行为,需求主体的弱势地位以及缺乏竞争和内外部监督约束造成的。     

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研究

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是公益性社会组织获得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体现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的互动关系,是公益性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在于法律和政策管理错位,公益性社会组织欠缺合法性和自主性,内部治理和发展能力不足,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外部监督和评估机制不完善,活动偏离公益使命。为此,急需改善公益性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强化其信息披露和内部治理,健全社会监督和问责机制。     

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农村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村民自治能否沿着正确方向长久、高效发展下去的动力源泉。然而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边缘化”,农村党员培训教育的形式化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认识的简单化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的形成与运行。因此必须大力培养农村基层党的骨干,积极发展经济,创造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切实推动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分析与制度创新

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研究主题,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结构、机制等方面进行现状分析及其原因剖析,进而从改革财政体制、培育多元投资主体、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强化资金使用的监管等方面提出改革思路.     

支持模式：农村妇女进村委——基于六种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当前农村妇女占农村总人口半数以上,经济政治女性化是农村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突出表现[1]。农村妇女已成为村庄的核心力量,也是参与村委会选举、推动村委会选举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力量[2],其参与村民自治的重要性毋庸讳言,然而妇女进村委的比例很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众多,有经济制约论、文化不利论、角色冲突论、资源有限论、妇女弱势论等等,文章仅从选举制度层面加以阐释,通过对现有的具有代表性的六种模式的比较,找出各种模式的可借鉴之处。     

1978年以来中国西部农村经济：成就、经验和展望

1978年至今,中国西部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实现了根本性的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显著提升。西部农村经济的巨大成就证明了,农村改革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基础,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并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力量。在新阶段,还需在现代农业产业链的构建、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完善、农村金融的发展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改革措施,推进中国西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基层政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当前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比较多,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民主监督形同虚设,领导班子涣散软弱等。只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整顿和调整村级政权组织、理顺乡镇政权与村级组织关系,才能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