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豫庄非潘氏宗族义庄

本文主要就王永厚先生在《＜丰豫应本书＞研究》一文中认为丰豫庄为潘氏宗族义庄的现点进行了辩析，指出：苏州的大阜潘氏另有专门的宗族义庄──松鳞义庄，丰豫义庄只是潘曾沂一家捐建，面向乡里的社会救济机构。并对王文中关于《本书》的一些论述与丰豫庄的关系以及《本书》的版本等问题作了若干补正。     

村落文化对民间宗教的建构现象研究——以闽南J村“文武姑妈”信仰为例

通过考察在闽南J村"临水夫人信仰"被建构为"文武姑妈信仰"的现象,分析其独特的信仰与仪式背后所存在的建构逻辑,发现在宗族型村落场域中宗族文化与村落性格在建构现象中的重要作用。建构的具体表现包括村落化后的宗族对原有信仰体系的改造,乃至宗族事项与民间宗教事务的并行不悖。在宏观政治力量的参与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参与之下,J村信徒也或以宗族的形式、或以村落社区的形式为文武姑妈信仰的延续与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型构动力。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会问题的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区及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对宗族社区及族内赌博、溺女、假命图赖、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控制,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积极控制社会问题的主观努力,对于遏制或解决这一时期徽州境内社会问题的恶化和蔓延,从而维持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范氏义庄与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

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不但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与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范氏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本文分析了义庄的创建、发展及其在范氏家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这个典型个案的剖析，说明了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对世家大族维持社会地位的重要性。     

论唐代乡族势力与乡村社会控制

唐代乡村社会中由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具有仕宦背景的退职官吏、乡县胥吏和乡豪构成了乡族势力。由于根植于乡村,所以他们关注乡村社会的全部生活;又由于乡族势力是政府基层行政与地方宗族的混合体,国家通过这些乡村领袖完成了国家基层行政组织与乡村宗族组织共同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

明清时期,由于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战争摧残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徽州宗族部分族人生存状况趋于恶化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族人的贫困处境引发了秩序动荡、伤风败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有效维持族人的基本生存及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徽州宗族非常重视救济贫困族人,并通过设置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途径积极开展内部救济,以帮助弱势族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实现了宗族社会正常的持续的惯性发展。许多徽州宗族在实施族内救济时,通过增设各类禁止性与惩罚性的附加条件或条款以约束、控制族人。     

徽州宗族研究的新进展——读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

正在中国传统社会,徽州之所以能够成为颇具典型意义的区域,除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外,还端赖于徽商与宗族的支撑作用。多财善贾的徽商为徽州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得到财力挹注的宗族在组织和制度方面不断完善,成为推动徽州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徽州宗族也由此被称为"正统宗族制传承的典型"、"宗族发展的徽州模式"。由于徽州宗族与徽商、新安理学、徽州历史文化     

敬宗睦族氛围下的近代徽州族田分布——以绩溪县为中心的考察

土改调查的大量统计资料显示,近代绩溪族田的分布呈现普遍、高水平不均衡的态势,这基本反映了整个徽州的状况。宗族为了建立稳定秩序,开展规模大、程序多的敬宗睦族活动对族田的需求,是产生这一态势的根本动力,而宗族分布的差异以及族田来源渠道的不同,是造成族田分布不均衡的直接原因。     

刹住宗族势力扩张之风

宗族势力之风,目前在一些地方有死灰复燃之势,有的甚至危及我们的基层政权,成为当今影响农村稳定的一大隐患。宗族势力活动均表现为宗族内部集聚的形式。——续家谱风。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种民间活动,但实际上却使一些地方的宗族问题更加明显化、尖锐化了。家谱按辈份录入后,一般都要印制成册,每户一簿,从而使家族观念比以往更加突出,在地方上形成游离于基层政权的一股异己势力。——祭族祖风。大型宗族活动一般是举族上下全部出动,论辈份大小进行拜祭。祭族祖活动往往都带有十分浓烈的迷信色彩。这种宗族     

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推行得到了当地宗族组织的支持与配合。徽州宗族推行保甲的举措主要包括:(一)在族内实行门房支派、家户、家丁等不同层级的轮流承管制度,以分担保甲之役;(二)通过摊派或鼓励捐助等方式在族内设立保甲银等固定基金,对承充保甲之役人员实行津贴制,以确保保甲之役的顺利完成;(三)针对一些族人经商外地,难以及时承充保甲之役,在族内实行雇役制,商人则需承担相应的费用;(四)异姓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进行着有效合作,主要根据各自的人口、钱粮等实力因素,实行朋充或轮充制,以分担保甲之役。徽州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的合作,有较为细致明确的分工,灵活而富有弹性。由于保甲制的推行和保甲组织的运作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官方背景,因而,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保甲之间的良性互动,实质上是徽州族权与封建政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一种反映。     

土地改革前苏南公地研究

土地改革前,苏南地区的公地约占当地土地总面积的6%左右。其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宗族性公地,如义庄、祠堂土地等;二是宗教性公地,如神会、寺庙土地等;三是公益性公地,如学田、慈善机关田等。在经营管理方面,主要采取出租,辅之以轮种。在公地收入用途上,除举办一些福利事业、维持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之外,浪费也比较严重。     

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对江西农村的调查

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对江西农村的调查中共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肖唐镖一、宗族重建的标志宗族（或家族）的形成，应当具备这样几个必要条件：有男性血缘关系的纽带，有族长等组织系统，有族规家法等组织规则。其中尤以后面两条为关键，舍此两条，即使是聚族而居的...     

清至民国徽州族田地权的双层分化

清至民国,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相应地徽州族田也受到总土地制度变迁的影响。清朝时期,宗祠或公堂逐渐失去了对佃农的强势地位;族田出现双层地权分化并逐步加深,单纯的宗法土地所有制被打破。民国时期,族田地权分化更加普遍,宗族主要掌握族田的田底权,田面权则主要被佃农分割;徽州祠堂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土地拥有者参与土地租佃和交易。     

清代中后期徽州宗族社会的松解——以《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为中心

黟县榆村邱氏宗族遗存了280余份文书,时间跨度达330年,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该宗族的近代变迁情况:在本土的迁徙、大量的增置财产、频繁的异姓承嗣及广泛地与其他宗族的经济合作等,由之可以窥见传统徽州宗族社会在清代中后期的松解及近代特征的出现。具体表现在:宗族血缘性的松解促进了各宗族之间的融合,社会性宗族的观念得到培养;聚族而居的松解淡化了宗族的地缘性,强化了村落的社会性;经济合作的加强冲击了传统宗族及家庭的分立性,宗族之间的经济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     

从清代安徽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作用

乡族是区域基层社会中众多族姓基于公共事业活动和文化信仰而形成的、共同领导和协调公共事务的实体组织。清代安徽各家族、宗族组织 ,在以市场网络、水利设施为标志的共同的经济活动中 ,组成了“互动”“共生”的乡族组织 ,由邑绅为代表 ,共同统治着基层社会的经济社区。这一模式 ,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中 ,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中国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状况及流动性趋势研究

户籍制度"松绑"之前,中国农村的家庭宗族网络一直承担着生产、分配和消费经济资源及负载着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的代际传递功能。对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转移的研究是探寻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探究核心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打破其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相捆绑的"富二代"、"农二代"等身份给其带来的分配不公现象。鉴于此,笔者基于CHNS调查数据对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进行测度,发现其对下一代的收入有显著影响;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骤降"到"骤升"的变化态势。要进一步消除由于家庭宗族网络带来的收入和机会的不均等问题,应强化农村市场信贷机制及农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的投入力度,让农村家庭的土地资本、人力资本等也能够参与分配,继续深化收入分配、遗产赠与及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农村“养儿防老”保障模式与新农保制度的社会认同度分析

新农保制度实施以来,其福利效应和社会认同度是否已经超过了"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保障模式作用呢?本文基于中国15省(区、市)38县的调查数据,对"养儿防老"及宗族网络所提供的传统互助养老模式和新农保制度的社会认同度做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有三种不同性质的认同倾向——"分化性"、"钟摆性"和"固守性","固守性"倾向占了主导。笔者探寻了导致"养儿防老"及宗族网络所提供的互助养老模式与新农保制度社会认同度差异的关键性因素——60岁后领取的养老金额度、新农保制度与传统"养儿防老"及宗族网络所提供的互助养老保障收益的差值、地方政府对投入水平、养老费用负担减轻程度和生活提升状况。这些因素透视出了中国农村居民对新农保制度社会认同的群体差异性和利益目标的即期性导向。鉴于此,本文认为,提高农村居民对新农保制度社会认同度的关键在于提升制度的"水平"覆盖率及制度替代率。     

正式体制、工作现实与血缘亲情——地方干部对农村宗族的多元立场与态度分析

对待农村宗族,地方干部往往呈现复杂甚至矛盾态度。当面对的是一般性的宗族,他们往往将它看成比较负面的问题;而在与宗族发生现实的工作交往中,往往在负面化宗族的同时,却在工作中借助并利用它。如果面对的是"生我养我"的宗族,他们则往往会以多种方式参与、支持乃至组织它的活动。这就是地方干部对待宗族的体制性立场、现实性立场与亲情性立场。这种多元的矛盾立场,既显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解释中国乡村问题上的无力,更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现实和人性取向的偏差与背离。     

村民自治、宗族博弈与村庄选举困局——一个湘南村庄选举失败的实践逻辑

宗族是村庄政治生活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农村场域中,宗族依然扮演着农村社会自我运行中的重要角色,并显示着其强大的影响力。本文选取了湘南一个村庄中两个势均力敌的异姓宗族,分析他们在村民选举中的博弈行为。通过个案研究可以显见,在双方或几方宗族势力相当的情况下,如果村民们只是各自投自己一方的选票,进行非合作博弈,其结果只会是选举失败,而导致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宗族非理性的认同、宗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农村社会的面子观等。缓和或者消解这种宗族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采取的措施应该是"疏",而不是"堵"。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

本文以民间合约为切入点,对祁门康氏宗族处理纷争的实态进行了个案介绍,最后指出:民间合约是宗族惯用而有效的解纷方式;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多方位的自我调控功能,是国家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与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