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服务型高效政府的新举措——简论“大部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五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实行大部制改革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需要,有利于实现"小政府,大管理"的社会管理格局,有利于满足公众对政府改革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大部制改革,必须树立正确的改革观念,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行政法制,建设法治政府。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区域化差异及其综合评价——以中部六省为例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规模非常庞大,其区域化差异表现在,一是纵向政府层级之间,行政成本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增加,尤其是基层政府行政成本增长很快;二是横向政府之间行政成本的差异比较大。对中部六省2008-2011年政府行政成本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安徽、江西两省最好,河南的排名相对固定,山西糟糕的状态得到一定调适,湖北、湖南两省行政成本综合情况变糟。为了控制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应该加强对政府主体的激励、重视对基层政府政府行政成本的治理、控制政府行政成本的增幅和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如何最优地"放权"——行政事项集权与分权的最优边界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放权"政策体现了政府的权力分配模式从集权向分权的转变,其本质是一种"行政性分权".文章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即最大化中央政府效用的视角,以建模方式——建立了一个三层次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给出了集权与分权的边界,揭示"放权"政策的逻辑,从而试图为研究政府最优行政分权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并尝试用这一模型为"放权"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模型分析结果表明,(1)分权能够在不改变社会福利水平的情况下,通过减少中央政府的信息成本负担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这也是"放权"政策的主要目的.同时,权力的下放可能导致下级政府"寻租"的隐患,需要加大对这一行为的惩罚力度."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通过明确规定中间政府的权力范围,加强了对中间政府行使权力的监督,减弱了其滥用权力的动机.(2)具有以下特征的权力,分权往往比集权更优:下级政府的成本负担轻、连带惩罚力度小;权力实施时底层政府追求的目标差异程度小、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小.与历次国发文中下放的权力做了比对后发现,这些被下放的权力能够用上述的特征进行较好的解释.(3)各因素影响分权最优性的强弱关系是:信息成本和对中间政府滥用权力的惩罚力度这两个因素强于权力本身的若干特征,即带给下级政府的成本负担、连带惩罚程度;政策实施时底层政府追求的目标差异程度、外部性大小.     

政府、企业与公众环保行为博弈分析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其中也包括公众参与机制建设和"全民环保"的新理念.将公众置于社会大系统之中,其参与环保行为多是依赖政府设计的制度框架,与企业环保行为间博弈选择的结果.在政府不参与模型中,公众也不会自觉参与环保,企业更不会停止污染,必将导致"公地悲剧";而在政府参与模型中,政府的奖励与惩罚力度又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参与的人数和参与成本,进而影响到企业环保行为的选择.由此提出制度设计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推进更广泛程度的公众参与.     

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剖析

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适度与否、其职能实施的绩效如何,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政权运行状况、县域经济发展态势,并最终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将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整合思考,描述分析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的现状及其原因,结论是: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逆相关关系,促进县域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措施就是,必须及时有效地控制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     

区域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及其防范研究

"政企合谋"行为增加了环境治理的成本,抑制了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动力,加剧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路径依赖"并形成了无效率的"锁定效应",最终降低了全社会福利并延缓了"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两层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污染规制中企业隐藏自身污染信息的逆向选择以及与地方政府合谋的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并研究遏制这种不良后果的实现机制。通过对惩罚、补贴、考核、巡查以及第四方公众的监督等规制工具的综合分析表明,首先,中央政府的惩罚能够有效实现政企合谋的防范,从理论上解释了新环保法中中央政府加大对企业和地方政府惩罚的法律规范条文,并对现实中环保部约谈地方政府行政首脑的行为给予理论支持;其次,对污染治理成本较高行业的企业或者产污量较高的企业需要增大治污补贴,减少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经济建设的权重比例,加强第四方媒体公众的监督效率以及加强中央政府主动获取信息渠道的建设等,均可防范合谋。     

绩效驱动与环境污染: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2001~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份为基础样本库,考察了各省份实现GDP增速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对其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公众参与度与法制化程度的调节机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各省份实现GDP增速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一种倒"V"型的关系:当某省份实现GDP增速超出预期目标时,当前优良的绩效表现将导致当地政府与外界对该地区未来GDP增长有更高的期望,实际GDP增速高于预期目标程度越大,二氧化硫排放量越大;而当某省份未实现GDP增速预期时,实现GDP增速低于预期目标程度越大,二氧化硫排放量越大。其次,以环境为代价,短期内提高GDP增长的行为,可能受制于公众参与度和法制化程度的影响,相比公众参与度、法制化程度较低的省份,公众参与度、法制化程度较高的省份,GDP增速压力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减弱,这表明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和法制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构成制约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遏制由于行政主管部门片面追逐GDP增长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行政法治之信任精神-兼析信赖保护原则及人文行政

信任是行政法治人文化的重要体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推动宪政的民主化进程，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信任的要求和保护作为现代行政法的主要课题之一，突出表现在对完善行政制度的需求、对信赖保护原则的倡导上。构建一个理想的行政氛困，需要政府与公众在观念上的信任与沟通。     

减少行政层级的改革思考

我国目前实行的五级行政架构,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推进减少政府行政层级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推进减少政府行政层级改革的目标是撤地、虚乡,建立中央、省、县三级政府管理架构。该文分析"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和"省管县"体制的优势,指出实行"省管县"体制的趋势,提出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分析乡级政权的改革思路,指出变乡镇政府为县的派出机构可行性最大。     

浅析电子政务对政府流程再造的影响

电子政务与流程再造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通过电子政务,政府可以优化管理职能.节约行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和公众满意度.而政府业务流程的重组对于与电子政务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这两者的结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媒体关注、报道情绪与政府“三公”预算抑制

政府官员的信息垄断能力,有助于其实现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目标。预算公开能够缓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公众监督政府预算的能力。媒体的信息中介功能与声誉治理功能将在预算公开中发挥预算干预作用,进一步提升政府预算公开的效果。本文选择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中的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将"三公"预算视为官员自由裁量预算的替代变量,考察媒体报道对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编制的影响。我们发现:(1)政府"三公"预算编制行为存在着预算执行比率越高,预算增长程度越大的现象,而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抑制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2)不同报道情绪对"三公"预算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正面报道能够直接激励官员抑制本期"三公"预算执行比率对下期预算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而负面报道只有在行政治理机制介入时,才能发挥预算抑制作用。本文从预算公开视角拓展了媒体治理研究,并发现在中国独有的制度背景下,媒体能够依托行政体系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出有效的政府治理作用。     

浅析电子政务对政府流程再造的影响

电子政务与流程再造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通过电子政务，政府可以优化管理职能，节约行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和公众满意度。而政府业务流程的重组对于与电子政务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这两者的结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加强成本核算和控制,建设廉价政府

建设廉价政府的目标要求政府加强成本核算和控制,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考虑信息目标,选用合适成本概念,加强成本核算和成本差异分析,必将促进我国廉价政府的建设。同时,实施成本会计将有助于政府业绩计量,但实施时应循序渐进。     

高管行政出身、双重成本与公司业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了行政出身的国企高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的行政出身会给企业带来更为严重的双重成本(即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在控制了双重成本的作用后,行政出身对公司业绩也存在正面影响;但总体而言,行政出身会损害公司业绩。研究结论支持了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理论,揭示了"行政出身-双重成本-公司业绩"这样一条影响路径;同时也验证了行政出身所存在的"扶持之手",全面揭示了政府人事控制的作用机制。     

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已成为政府推行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考量标准之一。将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纳入到政府决策系统中去,不仅关系到行政决策本身的合法性、民主性和可接受性,更重要的是要与政府自身要求的提升、公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公民主体意识提高相契合。而过往理论界对于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模糊、缺乏明确系统的价值定位阻却公众参与行政决策长效化、制度化;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之应然定位中仍然存在着＂程序性虚弱＂的问题。回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有效降低地方政府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就是保证实现政府活动目标方向,并给社会带来有效成果的前提下,提高行政活动的产出而相对降低行政成本投入.高效政府是指政府在准确履行现代政府职能的条件下,与其它同类政府相比,以较低的行政成本,获得较高的产出,产生更高的社会管理效益.因此投入的行政成本低而获得行政效率、效益高,这就是我们以求达到而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国政府成本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政府委托一代理关系所产生的"代理成本"为政府成本.我国政府成本有:行政经费;政府工作人员在职消费、追求享受、贪污腐败等导致的政府支出或损失;政府不完全履行职能导致的辖区域内居民福利或效用的损失;政府决策与使居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之间的偏差而导致居民利益的损失.控制我国政府成本应采取的措施:赋予和维护居民的政治选举权和罢免权;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并以法律保障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建立现代政府预算制度;强化监督功能,实行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合理确定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数量.     

关于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国民素质也在不断提高,我国公民对自身权力与责任的认识更加深刻.老百姓更积极的去关注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决策,而政府职能的不断完善也促进了公民参与政府议事相关制度的改进,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更是把公众参与作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之一.关于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符合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这一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公众、政府与参与途径这三个基本要素.     

中国市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一种预算生态框架的实证分析

预算是政府的血液,政府预算管理改革能否实现增强政府机构的合法性、提升政府治理的公众满意度等目标,不仅与预算管理决策者和实施者的素质、技术、意愿有关,而且还取决于改革与预算以及行政生态的匹配程度。本文以200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推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为背景,尝试引入预算生态的分析框架从财政状况、民主程度、沟通网络和符号系统以及改革基本功能的发挥等方面阐述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与预算生态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指出政府预算改革必须重视其核心生态要素,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     

后金融危机时代域外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及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仍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表现之一是金融监管体制呈现出由独立机构向政府参与的变革趋势。独立机构监管模式源于行政机构独立的理念,有利于在专业判断基础上做出监管决策、保证金融政策连续性以实现长期监管目标。金融危机反映出金融监管机构"集体失败"、市场"自我调节"失灵、"监管俘虏"现象和"公众关注"等问题。世界主要国家注重政府参与机制表现为深化政府参与程度、拓宽政府参与范围、监管权力多样化及机构整合。该机制面对的风险包括择机决策、公众反对意见及游说影响等,但有助于平衡各方利益、增进社会福祉,提高决策效率,因此应予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