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机理研究

文章着重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角度探讨其形成机理,主要有: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债务风险、财政体制改革不够彻底诱发债务风险、行政管理体制缺陷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债务管理不善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从根本性措施与政策性措施提出一些防范风险的对策建议。     

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当前经济形势,面临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以及若干困难。对应之道,不能全靠市场机制的校正,而有赖于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这有其普遍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处于转型期,又有自己的特色和选择,其中各级地方政府的博弈是值得关注和认真思考的。     

财政分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财政分权制度安排来看,由于制度供给的缺失,自上而下形式,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留下了博弈空间,具体表现为财权争夺中的机会主义与商业化倾向和事权分担中的相互推诿,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中央政府要从多个方面完善财政分权制度,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及其治理

本文描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凸现与加剧,认为这种政策博弈的制度性根源是市场取向的分权制以及以GDP为核心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制度性根源对政策博弈具有传导机制.这种政府博弈的积极影响促进了中央政府政策的更加合理、完善,而消极影响则是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大打折扣、中央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和扰乱市场秩序.治理途径则在于建立新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采取消除政策博弈的措施,即真正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建立居民的退出与呼吁机制、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绩观与指标考评体系.     

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形成机理与地方政府促进其发展的措施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巨型企业全球化与小企业集群化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本文首先对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形成机理作出具体分析，然后提出地方政府为促进小企业集群发展应采取的措施。     

宏观调控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住房市场中的博弈

近年中央政府对住房市场进行了数轮宏观调控,但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基于住房市场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博弈关系,该文首先构建了宏观调控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住房市场中博弈模型,并以新公共管理为分析框架探讨地方政府选择的博弈策略,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地方政府应该重新定位自己的职能,同时中央政府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财政分权下政府间竞争博弈分析

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下探析我国政府竞争博弈主要是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此外,建立了一个简单博弈模型,从参与人的行为分析中结合现实得出结论,并指出处理政府博弈最有效的措施是政治体制改革。     

碳减排的博弈分析——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角度

本文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中央政府在α概率检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结论得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奖励、政绩提升越高,越有利于地方政府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对企业不实行低碳策略的处罚金越大,贴现因子p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实行低碳的政策.     

碳减排的博弈分析——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角度

本文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中央政府在α概率检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结论得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奖励、政绩提升越高，越有利于地方政府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对企业不实行低碳策略的处罚金越大，贴现因子ρ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实行低碳的政策。     

基于PSO算法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均衡的博弈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均衡博弈存在一些特殊性,这决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问的利益均衡博弈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利益均衡。本文基于博弈论的视角,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均衡关系,并引入粒子群优化算法对该数学模型进行最优化求解。通过对该数学模型的求解,总结、探寻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均衡的博弈行为,并为如何使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达到利益均衡提供现实的理论依据。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博弈分析

笔者通过数据实证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行为上发生的变化,并且用博弈模型解释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投资行为适应性的结果,探讨了中央政府如何通过最优基础设施投资补贴率来加强投资调控能力和提高投资调控效率;特别指出了在中央政府支配资金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实现基础设施投资最优的方法与途径,并给出相关投资政策措施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基于利益关系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利益,利益关系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地方经济增长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许多新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与利益集团联盟,在经济上为GDP和利税进行竞争,在政治上为晋升而竞争。为了改变地方政府从辖区利益出发解释和执行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现象,我们有必要从制度上创新,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投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辽宁省投资结构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投资变动趋势分析入手,着重分别了不同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文章以辽宁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政府不同投资结构对地方GDP的影响以及不同投资之间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投资行为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引致的关系,政府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投资有挤出影响。但不同时期内,不同投资行为对GDP波动影响方向是一致的,只是时间和程度有所差异。并就实证结果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收入视角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基于财政收入视角,本文回顾了我国财政改革历程,认识到宪政背景、意识形态和地方可支配财力对财政分权的重要意义。分税制改革是政府间财力的重新分配。分税制改革至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享不断调整。中央通过扩大共享税范围,增加了分享比例,集中税收,上收财力。分税制规定了政府间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并没有规定支出,实质上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权。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减少,却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地方政府通过增加非税收入规模,提高中央转移支付额度,实现收支平衡。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可支配收入的积极性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相互交织,成为地方非税收入膨胀的根源。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博弈分析——诠释宏观调控中政府间关系协调的一种新尝试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上的博弈色彩越来越浓,中央政府"地根"调控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的均衡有序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上其决策是符合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的.但是,作为具有"经济人"思维的地方政府,也有与中央政府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研究发现,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投机行为不可能百分之百查处,加之官员任期存在阶段性,现有的成本收益布局决定了地方政府会在土地调控中采取欺骗行为,造成中央土地调控政策的梗阻.制度创新、GPS等技术手段的运用等改变成本收益布局的措施,将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投机行为,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效果.     

退耕还林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优激励合约

在对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运用Holmstrom和Milgrom(1991)提出的多项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精神,构建了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并将土地资源禀赋因子引入该模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据此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最优激励合约作出了研究。结果表明,在设计激励合约时,中央政府应根据地区的土地资源禀赋、地方政府的Arrow-Pratt绝对风险规避度量、退耕还林实施绩效的变异性等因素确定地方政府的可变收益分配率,并让地方政府的收益与退耕还林的实施绩效直接挂钩。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提高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积极性提出了一组政策建议。     

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的博弈及效应分析

市场化改革、财政分权以及政绩考核等制度,进一步引发了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横向税收竞争实际上是政府间的一种博弈,是一国范围内不同辖区政府之间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而采用税收手段进行的角逐行为及其博弈过程。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东、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明税收竞争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效应。所以,规范税收竞争,应从适当赋予地方税权、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改革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等方面入手。     

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的博弈分析

从非合作博弈的角度出发,结合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间竞争成本逐渐凸显的现实,本文建立市场分割模型、重复建设模型和政治竞争模型,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分析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及其竞争后果,并探讨使地方政府行为从竞争转向合作的激励机制和制度安排。研究发现:市场分割、重复建设是地方政府过度利用地区经济发展权的后果,政治竞争根源于单一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制,而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保持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同时,约束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体系的完善和经济的和谐发展。     

地方政府竞争的博弈分析——以引进外资为例

为了提高政绩,地方政府纷纷以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并为此展开了“优惠政策大战”。不同行政区划、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间的这种竞争是有差别的,其中同一行政区划内同一级别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最主要的。为外资提供优惠政策是地方政府官员的占优战略,但却是社会的劣战略。原因在于该行动存在负外部性。只有消除这种负外部性,才能避免“优惠政策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