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能源消耗分别作为非合意产出和投入要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和DEA-GML指数评估了中国TFP的真实水平,并构建以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TFP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TFP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TFP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OFDI对TFP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显著促进了TFP增长。当前中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促使OFDI产生正向生产率溢出的水平。样本期内中国OFDI与金融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倾向于具有较高的TFP。     

FDI推动中国城镇化了吗——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自身资本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FDI的大量流入及外溢效应影响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金融发展水平是FDI流入和外溢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文章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利用198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检验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在低金融门槛值(1.584)以下和高金融门槛值(2.4878)以上,FDI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在低门槛值以上、中门槛值(2.457)以下时,FDI对城镇化有显著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FDI对城镇化仍然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强度下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不同的门槛值,FDI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卧倒的"S"型路径,东中西各地区位于卧倒"S"的不同区间,因而不同区域应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资政策以推动城镇化。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模型

本文通过对我国各省市年度数据的分析考察和检验基础,以科技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非线性关联进行了考察。结论是,在不同的科技水平下,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表现为门槛效应的特征,若科技水平是处在门槛值以下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效应;相反,当金融科技水平处在门槛值以上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创新引领”发展战略的带动下,投资已成为促进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国际技术传导渠道。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采用2005—2021年东部十二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用面板数据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以金融实力为门槛值检验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金融实力对外国直接投资单门槛效应和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都显著,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在金融实力达到一定门槛值时,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方向和程度会发生改变。     

OFDI逆向技术溢出、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首先采用熵权法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金融发展处在较高水平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更明显。     

金融发展地区差异对投资的影响——基于我国省域综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1995￣2004年全国28个地区的统计数据,构建了我国省域金融发展综列数据集,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地区金融发展给地区投资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认为,我国地区层面的金融发展对地区投资仍然存在正向影响;地区金融发展促进投资增长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对外开放对各地区的投资增长有显著作用,东部略大,中部次之,西部略小;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加速提升效应;我国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完善金融结构的功能,改善金融体系功能低下的现状,提高投资效率。     

自贸区设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FTA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以不同地区相继实施的自贸区战略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自贸区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自贸区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股东属性的分组检验显示：与国有企业相比，自贸区战略对非国有企业所在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相对更大；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地区相比，自贸区设立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相对更明显。进一步中介效应模型显示自贸区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主要通过提高地区的直接投资比重、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和资本配置效率三个机制共同实现。基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视角对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自贸区战略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更显著。     

长三角OFDI、吸收能力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长三角1地区25个城市2007—2014年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等表示吸收能力的变量均必须达到并超过某个特定门槛,OFDI才能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随着吸收能力水平越高,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越显著。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FDI均能对OFDI产生影响。     

数字金融、信贷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基于信贷期限结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作用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数字金融通过延长企业信贷期限调节企业投资行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抑制金融投资;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影响在高融资约束和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效应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降低经营风险。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及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同时,金融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发展起来。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许多,金融发展这个因素举足轻重,研究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地区差异的视角,选取了我国27个省(市)2003-2014年的数据,分析了全国及各地区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对我国OFDI的影响,另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他经济因素对我国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和我国OFDI呈反向关系,金融结构则促进了OFDI的发展,而金融效率则分地区对OFDI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工资等因素对我国OFDI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却对OFDI产生了一定的阻碍。本文在最后就金融发展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贸易便利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空间效应——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

文章通过测度2005-2018年30个省级行政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研究我国各区域贸易便利化对FDI的影响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引资效果更好。而且贸易便利化对FDI发挥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对邻近地区FDI发挥的“扩散效应”强于“虹吸效应”。贸易便利化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各维度呈现差异化引资效果。门槛检验表明：金融发展在贸易便利化促进FDI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     

基于熵值法的江苏省县域金融效率测度与评价

以储蓄动员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以及投资投向率为主要指标对江苏省2012年48个县域的金融效率进行了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2012年江苏省县域金融效率整体差异较大,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苏南、苏中与苏北地区县域金融效率依次降低。江苏省应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健全完善竞争性县域金融市场以及改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即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苏北县域地区应该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在健全完善竞争性县域金融市场方面适当放宽某些县域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适度放松对县域金融市场的监管;在改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方面,主要可以从优化宏观经济环境、行政环境、司法环境以及信用环境等方面着手,为县域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     

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检验

金融发展水平对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至关重要,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利用中国198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联假设出发,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FDI确实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并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四川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在服务小微企业、偏远地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试图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是否有积极作用,基于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四川省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四川省范围内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并不能明显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而且在全省范围和较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超过门槛值后,其促进作用存在“加速”趋势。因此,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加快四川省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地区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以山东省和上海市为例,对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991年是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的"门槛点",金融发展水平是其重要的"门槛条件",山东省现阶段正处于供给引导型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而上海市处于需求跟随型阶段,上海市经济金融化程度较高,是山东省长期努力的目标。     

珠三角金融发展水平、FDI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本文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DI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出发探讨三者之间的关联。选取2000-2012年珠三角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珠三角金融市场发展规模对FDI溢出效应起到促进作用,金融市场效率起到抑制作用,FDI总量以及由金融发展所决定的FDI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将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其重要作用在于惠及民生,促进新发展。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期,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便捷、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有效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并在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研究首先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采用熵值法测算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其次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地区异质性。因此,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就要用好金融科技,重视数字资产价值,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赋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共同富裕。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一定发展,但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尚存在投资动机不明确,整体水平不高、地区和行业分布不平衡、投资主体过于集中、缺乏政府积极引导与监管以及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提高我国企业整体素质及外商投资企业准入门槛,加快对发达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投资.强化政府作用,完善金融体系以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好发展.     

金融集聚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非线性和区域异质性的视角

以2009—2017年上市中小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应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分析了金融集聚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金融集聚可以一定程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存在地区性差异，且门槛效应明显。金融集聚对低金融集聚水平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有明显改善，但其影响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增加而减少。当金融集聚水平超过高门槛值时，这一作用非常微弱，总体上呈现非线性特征。这说明当金融资源高度集中时可能产生挤出效应。     

供应链金融缓解融资约束效应研究--来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理论分析供应链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提出金融发展与产权性质对供应链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调节效应的观点。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现象,具有强烈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相对于低金融发展地区,高金融发展地区的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显著,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