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机制的探讨

本文根据财务监督机制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国有(控股)企业财务监督现状的分析，得出国企内部难以形成一个有效的直接监督经营者财务的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缺位”导致国企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外部证券市场又未充分发育难以形成对国企财务的间接监督机制。因此，本文认为，理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机制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国有控股对中国企业对外跨国并购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上市公司发起的448起对外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利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国有控股对中国企业对外跨国并购的影响。结果显示:并购方公司在发布并购公告后获得了显著为正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国有控股程度越高,公告发布产生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越大;当并购方公司的治理水平较差、CEO权力较大时,国有控股程度与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正相关;在并购方公司为国有企业的样本中,当企业为普通国企、CEO的政治晋升激励较弱时,国有控股程度与并购带来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正相关。     

“债转股”的冷静再思考

为加快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这一“杀手锏”于1999年正式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信达、东方等四大国有独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挂牌成立。截止目前,符合条件的国家重点企业有500家,将分批进行转换。有关专家预测,未来几年有可能实行债转股的资产高达12000亿元。然而,国企是否因为此举就能走出困境,转变经营,争创效益?银行是否因为被剥离不良债务而能避免金融风险?资产管理公司能否将股权变现,顺利退出呢?债转股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要…     

论我国国有公司治理模式

我国现有的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上存在的问题表明，在建立有效的国有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的时候，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过分强调所谓的“规范化”和“国际惯例”；或是相反，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不遵循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规定，必然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本文根据我国国有公司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架我国国有公司治理模式。 我国国有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依据 我国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模式提出的现实基础 对中国国有企业来讲，要建立一种有效而健全的治理结构，无论是英美模式，还是…     

国有企业新型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及改革探析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一直是改革的重点之一。随着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这一问题从形式上可以说已经得到解决。然而,2004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充分说明,公司治理结构在国企中还未真正确立,或者说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国有公司治理低效的根源是产权问题,因此,只有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产业的性质特点地位与国企的组织形式

A.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的界定随着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的进行,国有企业的概念需要重新界定.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指资产完全归国家所有的纯粹国有制企业.市场经济体制下,资产完全归国家所有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及投资者均为国有股东的公司,毫无疑问是国有企业.那么国家控股的公司是不     

新国企的使命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迄今历时已近30年;而自1990年代末以来,“关、停、并、转、组、卖”的改制已经使各地中小型国企转为私人经营,抑或破产倒闭;与此同时,大型乃至超大型的169家中央国企依然在积极推进产权多元化的改革,国有控股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这使得一批“新国企”脱颖而出,引领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政府的国企利润收益权竟然被落空而没有被落实,这恐怕会让任何一个稍具常识的国民大吃一惊。恰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此前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应该向国家分红”,其言下之意就是…     

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使得企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侵蚀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产权、竞争和公司治理三者都会影响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互动。对A股上市公司2000年~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更完善,治理机制的效率更高,从而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除此之外,市场竞争程度加强也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代理效率,而且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竞争更加重要。     

高管降薪政策是否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经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探究了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企高管降薪抑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降薪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程度在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公益类国有企业受第二次高管“降薪令”的抑制影响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更加严重。本文为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国企高管降薪政策方面的文献，对未来国企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芬兰是怎样进行国有公司所有制和产权关系转化的

芬兰的国有企业有两种:一是非股份的国有企业(包括公交铁路、国防等),它们多是面向大众服务的公共事业,其财政包括在国家预算中。二是国有股份有限公司,或称国有公司,此类公司一般在国家财政预算之外,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其主导工业行业,包括冶金、机械、森林(造纸)、化工和能源等,也涉及金融及其他服务业。据1993年初统计,芬兰共有国有企业37家,其中第一类9家,第二类28家,     

新国企的使命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迄今历时已近50年；而自1990年代末以来，“关、停、并、转、组、卖”的改制已经使各地中小型国企转为私人经营，抑或破产倒闭；与此同时，大型乃至超大型的169家中央国企依然在积极推进产权多元化的改革，国有控股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这使得一批“新国企”脱颖而出，引领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督导机制是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如果说运用股份制对国企进行改制使其取得了按照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进行市场竞争的“入场券”,并且让许多国企在脱困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的话,解决国企改制后存在的管理问题,使其实施科学决策和有效的管理便成为深化和巩固改制成果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步骤。在国企改制后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此总是如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将会影响到国企改革的深化。为此,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把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到国企公司制改造的核心位置,而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指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在国企公司制改造中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开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强调,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要针对中国国情,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督导机制是解决目前国企改革中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的关键。     

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转型、治理要素提炼与公司绩效

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呈现出由传统的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进转型的过程。选取2005-2009年持续经营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行政型治理指数;进而对行政型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行政型治理度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国有股权集中度是行政型治理“负效应”的“主要贡献者”;而政府经营政治化、高管人员的政治联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最后,揭示了行政型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路径,行政型治理度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低,进而影响到公司绩效的提升。相关结论有利于政府作为公司重要外部监管力量来界定监管和干预的边界;为探索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糊涂七种

<正>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既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一般管理者。关于国家如何当好所有者和一般管理者,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现举若干例子说明如下。第一,“国务院直接任命总经理”。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或国有独资公司,如果让它们取得有限公司形态,又只有一个股东,那就没有必要设立什么股东大会了。     

行政权、控制权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企高管的权力配置结构呈现出过度的控制权与残缺的行政权并存的特点.那么,国企高管特殊的权力配置结构是否会影响腐败行为呢？文章利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相关数据,用高管是否被曝出腐败行为和公款吃喝来度量高管腐败,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权和行政权过大是诱发国企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行政权与控制权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一种权力的提高会强化另一种权力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不难得出,国企改革的“半市场化”特征及由此派生的国企高管权力配置结构是诱发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决国有企业腐败问题,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国有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通过市场机制选聘、任免、监督和激励国企高管.     

北京人吃上放心豆腐了

今年的北京豆制品市场,国有企业的产品占了主导地位,终于使广大市民较为满意地吃到了“放心豆制品”。北京豆制品公司是怎样东山再起的?那些散兵游勇式的个体户又有何动作呢,我们不妨看一看。 分兵把口 昔日,个体户生产的产品之所以抢占大批国有商业柜台,将国企产品挤出市民之口的状况,除了“回扣”等不正之风外,也和国有企业生产过于分散,形不     

国有持股比例降低与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多期DID模型分析

降低国有持股比例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股东持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国有企业数据,从政府补助程度与组织复杂程度两个角度出发,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影响后的企业效率指标基础上,构建多期DID模型讨论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比例降低能显著提高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两年滞后期影响效应。其中,减少政府补助程度、优化组织复杂程度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竞争性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高杠杆风险国企、低“委托-代理”成本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入手,探究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下一步混改方向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完善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思考

国有企业经营者是国有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性人力资源.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低效问题已经成为国企发展的制约因素.文章分析了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并从振兴国有企业角度提出了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有效对策.     

政府层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来自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新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弱化会计稳健性的背景下,实证探讨2010-2013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政府层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有公司的会计信息稳健,央企的会计稳健性高于地方国企的会计稳健性.     

纪委治理嵌入与企业金融化：来自国有企业的证据

在企业金融化成为我国投资领域的重要趋势后,党组织治理能否推动国有企业“脱虚返实”?文章以2010～2019年非金融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纪委治理对国企金融化的作用。研究发现,纪委参与国企治理有利于抑制国企金融化趋势,其通过抑制国企高管代理成本、提高董事会效率途径作用于企业金融化,纪委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更强。文章不仅丰富了党组织治理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中国特殊的国企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