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相较于以往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的客观成因,目前的国际制度复杂性主要是由大国主观塑造产生的,是大国博弈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具体显现。规避国际制度冲突并塑造国际制度间的融合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议题。作者分析了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是否更难实现国际制度融合的问题。研究发现,欧洲稳定机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远低于预期,而清迈倡议(多边化国际制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却高于预期,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制度的主导国或倡议国之间存在的所谓“志同道合”盟友关系并不是促进国际制度融合的必然前提,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各自主导或倡议的国际制度之间也能实现融合。除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外,区域逻辑在国际制度的融合中也可发挥主要作用。在货币金融议题领域,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整合方式有望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可选路径。     

中国五大发展理念助力全球经济治理

<正>2016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人民网全文转载了欧洲最大的华文媒体《欧洲时报》题为中国五大发展理念助力全球经济治理的社论,现本刊全文转载。多年以来,一年一度的两会,已经成为世界观察北京执政方略、经济发展路线图,及其对世界影响的风向标,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两会更成为外界体验中国新字的温度计。如果说,去年两会,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为号角,今年两会则是以习近平提出的     

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

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对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的讨论:第一,探讨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与起点,在此基础上回顾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发展历程;第二,从经济全球化这一视点,考察全球经济治理发展的动力;第三,从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两个方面,分析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第四,中国的参与战略。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新贡献

伴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度演进,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却未能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继而出现了三个方面的不适应:不适应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变化,不适应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不适应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需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和完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不仅符合自身利益诉求,同时也是顺应和引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体现的是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十九大提出的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略,发展了当代全球经济治理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对经济全球化实践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全球价值链治理创新与中国产业升级

上世纪90年代,以产品内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为基础,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产生并发展起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将其定义为,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国企业网络组织,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GVC治理是GVC的核心,指价值链中权力拥有者协调和组织分散于各地的价值创造活动的管理行为(Gereffi,2002),     

全球价值链治理、驱动力与创新理论探析

本文首先对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形成进行了系统的回顾,接着重点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主要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驱动力及创新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最后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前沿及发展动态。     

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大国数字治理博弈是科技之争、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治理体系,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不同的数字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特点.各国数字治理的立场分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数字安全、价值理念、执法方式等方面.美欧各自主导了全球两大数字治理体系,并力图推动其成为全球范本,给我国数字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数字领域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双/多边数字治理规则谈判与国际合作,形成适合我国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的数字治理体系与政策框架.     

全球发展倡议与新型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发展倡议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之于全球经济治理,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看,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治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能真正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从理论逻辑看,公共品的“搭便车”行为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全球发展倡议可以有效避免“集体困境”;从现实逻辑看,数字化、区域化、碎片化、近岸化和本土化等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全球发展倡议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需要。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平衡弥合全球发展赤字,协调包容打造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合作共赢凝聚国际发展合力,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发展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促进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路径包括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完善全球发展倡议下与现有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别层面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等。     

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经验与挑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近期撰文指出,科学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析未来需要应对的挑战,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经济双循环:布局全球与扩大内需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判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普遍呈现负增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数据上来看,2021年1-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60.6％,其中对东盟增长33％、对欧盟增长40％、对美国增长75％,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此轮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主要经济体疫情控制不力,复工复产迟迟不能正常进行,虽实行宽松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供给跟不上,导致这些国家民众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此外,有些本来是面向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订单,由于这些国家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仍不顺利,订单又转移至中国,使我国出口规模不断创下新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成为最重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尽管美国、欧洲加快疫苗接种速度,努力控制疫情和对外开放,但不确定性较大,复工复产仍可能难以达到预期,因此,出口将会在今年较长一段时期内比较旺盛,加上后期其他有利因素,2021年我国经济可望在2020年基数较低的基础上实现8％的增长.     

全球经济复苏:直面中国

<正> 数月以来,人们开始从全球性衰退阴霾中走出来,美欧日以及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的经济数据中已感受到经济复苏的丝丝暖意。但世界经济仍潜藏着许多问题和不确定因素,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加深,因此,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向,对于我们审时度势,把握主动,促进经济发展,很有现实意义。     

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

发展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近年来,全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等问题。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空前挑战,大国博弈等地缘因素加剧发展治理的多边合作困境,一些发展治理机制失灵,各国合作意愿减弱,发展治理手段单一,治理缺乏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全球发展治理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国际层面,中国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理念和制度方面积极创新,在行动方面积极努力,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初步建立了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继续夯实实践话语权、理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理论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开放视野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思路:重庆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中国与世界经济日益密切的联系产生了"溢出效应":中国道路的影响力、引领作用值得为全球经济治理所借鉴。尤其是作为内陆型、后发型城市的重庆,其产业发展经验更具备普适性与迁移性,也是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全球经济治理实践的新贡献。重庆经验体现为以"重塑产业分工"缔造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路径,以"聚焦新兴产业"厚植内生能力的创新驱动路径,以"培育对外通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对外开放布局等实践。上述实践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具备借鉴价值:一是变"产能转移"为"产业链重塑",二是变"自发创新"为"自主创新",三是变"封闭内循环"为"开放协同格局"。     

开放视野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思路:重庆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中国与世界经济日益密切的联系产生了溢出效应:中国道路的影响力、引领作用值得为全球经济治理所借鉴。尤其是作为内陆型、后发型城市的重庆,其产业发展经验更具备普适性与迁移性,也是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全球经济治理实践的新贡献。重庆经验体现为以重塑产业分工缔造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路径,以聚焦新兴产业厚植内生能力的创新驱动路径,以培育对外通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对外开放布局等实践。上述实践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具备借鉴价值:一是变产能转移为产业链重塑,二是变自发创新为自主创新,三是变封闭内循环为开放协同格局。     

全球化与政府治理理念创新

全球化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全球化对政府治理的冲击首当其冲,它将对政府管理带来一系列影响与变革,包括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职能体系的调整、决策体系与政策规制的变革等等。政府要强化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强化管理的权威与合法性,就必须适应时代之需,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实现治理理念与行为的全方位的转变。     

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专辑

本刊一贯主张打通中国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樊篱,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几件比较迫切的任务:(1)问题的融合。中国经济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必须放在开放条件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而研究国际问题如果缺少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就会失去方向感。(2)方法的进步。无论是对中国经济还是国际经济的研究,都应该寻找一种逻辑清晰的分析框架,并尽可能的借鉴较为成熟的数理和     

全球援助治理改革与共同体构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援助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新兴援助模式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北南传统援助模式形成冲击,引发了全球援助治理是否需要改革之问。作者以世界体系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个维度论证全球援助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旨归提出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援助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当前的全球援助治理在价值之维体现为传统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内化的不平等性,以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对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影响为表征;在制度之维呈现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不平衡性,即传统援助国相对于受援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制度性领导和相对于其他援助国在全球援助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工具之维表现为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依附性,即传统援助国对发展援助知识的垄断性和内在矛盾性。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全球援助治理改革应以价值之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之维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工具之维的发展理性,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受援国实现“发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