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东、中、西部的1993年至2007年的年度样本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等现代计量方法,定量分析了FDI、进出口贸易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和出口贸易仅在东部构成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也表明,在不同的区域条件约束下,FDI、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并无稳定一致的关系。     

FDI部门流向、Mazumdar假说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Mazumdar（1996）的观点,贸易增长机制的发生取决于一国的贸易结构：进口资本品出口消费品将降低资本品价格和折旧率,从而加速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围绕这一问题,本文认为．Mazumdar的贸易增长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依赖于一国所吸引的FDI的部门流向,FDI流向资本品生产,将减少资本品进口和降低资本品价格并改善一国贸易条件,这时折旧率的降低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Mazumdar假说才得以成立;FDI流向消费品生产,将强化消费品出口并相对恶化一国贸易条件。从而抵消了资本品价格的下降带来的好处。运用中国数据和VAR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符合Mazumdar的观点。却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原因之一在于FDI主要流向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生产和加工贸易型机电产品生产,使得FDI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效应大于资本品价格下降效应。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最新

FDI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很早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依据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方面进行：一是基于古典增长提出的“两缺口”模型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二是在内生及新制度增长理论框架内基于FDI“综合要素”的作用，研究FDI外溢效果所形成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国内学者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在沿着上述两方面的基础上，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到底如何、决定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什么、对比FDI与国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有什么不同之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与其它国家相比有什么差异、FDI对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如何等方面进行。     

中国房地产业经济增长与FDI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1996—2010年数据,以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为工具,对FDI与房地产业经济增长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房地产业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在5％的显著水平下,中国当期房地产业的经济增长是滞后3期FDI的Granger原因;在5％的显著水平下,中国当期FDI是滞后5期房地产业的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为如何利用FDI推动房地产业的经济增长进行探讨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1981～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人力资本及国内投资的相互作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通过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FDI对提升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不明显;FDI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并得出了相关结论及启示。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市场作用机制的研究——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投资环境作为FDI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是近几年FDI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热点。在FDI的全球跨国经营活动中,其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受到东道国金融环境的影响。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市场因素对于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中美两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资本积累效应,FDI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对比美国而言,中国的金融市场未能有效发挥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美国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民族资本与FDI谁更有效

尽管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随着进入规模的扩大和领域的放宽,它所带来的问题也日渐突出,面对开放近30年的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发生显著变化的今天,如何看待FDI对转型期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民族资本还是FDI?本文基于非参数方法双产出模型,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可见,民族资本是推动转型期中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后应进一步加大力度培育民族资本,使民族资本更好地发挥促进转型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作用;同时,对外引资政策应着重FDI的质量与效率而非数量。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1990-2004年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一个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框架,分析了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利用1990-2004年省际数据,发现FDI在中国各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FDI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西部地区作用甚微;FDI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和资本挤入效应,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不是技术外溢效应,在西部地区,资本挤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均不明显.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吸引FDI进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显著提高FDI的吸收规模.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吸引FDI的进入和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中西服务观念对比分析:跨国公司的经验

一、引言 自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大量涌入和跨国公司(MNEs)的出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仅落后于美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吸引FDI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直接投资,不但加速了资本形成,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而且它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了产出能力,FDI的技术溢出和辐射作用超过了贸易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显示,随着制度的变迁,增长质量呈现出阶段性的快速增长趋势。文章利用系统GMM方法对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尚未超出安全阈值,没有形成外资依赖。其后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政府因素明显促进了FDI的积极作用,这主要得益于宏观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表明干预程度处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