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业板企业女性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女性董事是我国董事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女性董事成员的增加也会给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一定的影响。以中国创业板30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女性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女性董事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将女性董事区分为女性独立董事和女性非独立董事，发现女性非独立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较大，显著负相关，而女性独立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连锁董事网络、技术高管与企业R&D投入

以我国2015-2017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网络中心度和弱联结程度两个层面,实证研究了连锁董事网络对我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并探讨了技术高管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网络中心度的提升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促进作用受到技术高管的正向调节;弱联结程度对企业R&D投入无显著独立影响,但与技术高管共同对企业R&D投入产生正向的联合影响。     

女性高管、组织冗余与创新投入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15—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女性高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从财务冗余视角探究组织冗余在这对关系间的作用。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有助于促进企业组织冗余;女性高管和组织冗余均能显著促进创新投入;组织冗余在女性高管与创新投入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组织冗余理论,也为女性高管的创新效应提供了一条作用路径。     

上海市制造业人力资本特征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市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深市和沪市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特征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高管平均年龄对企业创新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平均任期对企业创新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高管团队女性占比对企业创新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空间视角下的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空间效应,使用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可能会存在有偏估计,本文以我国2004-2016 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绝对地理距离和相对时间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实证考察了高管团队稳定性与空间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高管团队稳定性越强的企业在技术创新绩效方面越好。另一方面,高管团队稳定性与技术创新绩效存在区域内的空间溢出效应,同一地区的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本地区的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地区的高管团队稳定性受到相邻地区高管团队稳定性的影响,而高铁的开通使得该空间效应更为显著,即使绝对距离较远的地区也能对本地区高管团队稳定性产生空间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全面认识高管团队稳定性的重要性,促进地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促进?

文章以烙印理论为基础,使用2007-2017 年中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 察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且 董事长从军经历和总经理从军经历均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区分金融化方式后发现,高管从 军经历对企业房地产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调节因素考察后发现,当企业为国有企业,这种 正向影响会加强;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这种正向影响会减弱。传导路径探索后发现,高管 从军经历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和企业战略激进度,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考察 后发现,高管从军经历弱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深化了 企业金融化的动因认知和丰富了管理者特质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实践上为提高高管自身决策效率 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女性董事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4～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从横向社会资本、纵向社会资本、社会声誉、职业背景四个层面衡量女性董事外部社会资本,利用SPSS软件发现女性董事比例、女性董事社会声誉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女性董事的纵向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研究结果丰富了国内关于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研究,在发挥女性董事治理效应、增强董事会性别多样性具有一定的意义。     

信息技术业董事会监管效力和高管薪酬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2010年沪深两市信息技术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董事会监管效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内部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平均年龄、董事会规模同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两职分离情况和是否设置薪酬委员会同高管薪酬相关性不显著。     

高管变更与现金持有价值

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市场价值模型,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就整体而言,高管变更能够显著提高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意味着高管变更具有治理效应,但这种价值提升效应依赖于公司的治理机制、所有权性质以及高管变更类型。具体表现为：(1)对于治理较差的公司,高管变更能够显著提高现金的市场价值,但在治理较好的公司中并不存在这种价值提升效应;(2)相对而言,国有上市公司中的高管变更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现金的市场价值;(3)改良性变更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大于摩擦性变更,而自然性变更则会降低公司价值。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高管团队稳定性对公司违规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2）高管团队稳定性提高信息披露,进而影响公司违规行为;（3）媒体关注度对高管团队稳定性与公司违规行为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当违规行为已成既定事实时,高管团队稳定性不利于违规稽查。相关结论对提升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规范性、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创业导向下女性高管对家族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来自性别属性与家族属性的双重效应

文章通过区分家族女性高管和非家族女性高管两类群体，实证检验了在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的过程中，性别属性与家族属性带来的双重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独立型女性高管相比，与控制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亲缘型女性高管参与治理会对家族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且在内部创业导向下该积极作用更显著。独立型女性高管对财务绩效无直接显著作用，且在内部创业导向下，会削减家族企业的绩效，在外部创业导向下也没有体现出积极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在以内部创业导向为主的家族企业中，家族经验、家族关系等家族属性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女性角色在家族企业治理中的不足，为日益蓬勃的女性后代继任的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给出了一定的有益指导。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会计稳健性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转移管理层的诉讼风险并降低其诉讼成本,进而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基于此,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降低了企业会计稳健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加剧管理层自利行为,从而影响会计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对管理层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从而减弱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影响.该研究结论拓展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丰富了会计稳健性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对企业实现有效的内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型企业”高管薪酬对创新绩效存在过度激励吗

文章以专利数量为创新绩效的衡量,通过以获得国家"创新型企业"认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应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了高管的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对创新具有正向影响;研究发现薪酬对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激励的差异性。报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与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具有较为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呈现过度激励,但报酬最高的前三位董事会成员的薪酬激励则不存在过度激励问题。文章最后给出了研究结果分析和结论。     

经理市场、管理才能专用性与外聘高管规模--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管理才能是企业经营不可或缺的专用性资产。公司治理目标不仅在于解决管理者道德风险,还在于挑选出优秀的管理者。文章考察管理才能专用性和经理人市场发育对企业外聘高管规模的影响,以及经理人市场发育是否会弱化管理才能专用性对外聘高管规模的影响程度。以2007-2013年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管理才能专用性越强,企业更愿意聘用内部人为公司高管;经理人市场发育越好,企业聘用外部高管的比例越高;在经理人市场发育良好的地区,管理才能专用性对外聘高管规模的影响较弱;研究还发现,经理人市场发育对企业外聘高管规模的影响比对外部董事规模的影响更显著。文章丰富了资产专用性和高管聘用方面的研究成果。     

女性高管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企业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推动国家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女性高管比重不断提高,学术界开始关注女性高管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以沪深两市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女性高管对企业研发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高管负向影响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其负向作用以风险承担为中介实现;企业所有制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段路径.     

董责险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以2008—2020年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具有监督效应,可以显著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国有企业和股权制衡度较低的企业中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产权性质、高管政治网络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

文章以2002-2010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高管政治网络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政治网络对公司的资本投资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且这种影响效应在国有公司中更大更显著。在国有公司中,高管政治网络加大了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降低了投资效率;与中央国有公司相比,地方国有公司高管政治网络对过度投资的正面影响效应更大;而在民营公司中,高管政治网络能缓解公司的过度投资,抑制投资不足,从而促进了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     

全球女富豪一半在中国

如果说美国19世纪后期的发家故事是一部男性英雄史,那么中国的造富热潮中则涌现出不少“半边天”的身影。在中国,过去30年的社会思潮都是致富光荣,这无关性别,从未有女性感觉自己致富的愿望受到抑制。她们的自我衡量标准之一,就是所在公司和个人财务上的成功。担任高管职位的中国女性人数近来翻了一番,51%的高管职位由女性占据,令中国在整个亚洲鹤立鸡群。中国近550家上市公司(即21%的上市公司)有女性董事。而总部在深圳的西拓控股集团和中国电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全部由女性组成。全世界仅有四家这样     

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高管离职动因的实证研究

高管"离职潮"再次席卷创业板,财务高管的大面积离职不仅影响了创业板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同时也给创业板市场带来了负面冲击。通过对我国35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2013—2015年财务高管离职的1 051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高管离职更深层次的因素。结果表明薪酬水平、外部兼任、公司业绩对财务高管离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内部职务、董事长离职正向影响财务高管离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