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沿水平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沿水平受到东道国经济规模、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双边距离的作用则非常有限;东道国内部冲突、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与中国投资效率负相关,金融自由度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东道国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也不明显,而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会显著提高投资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样本国家的投资效率在0.8以下,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区域异质性来讲,中国对各大洲的投资效率差别较大。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产业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举措。本文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行业分布,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生产率、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采用江苏省制造业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企业生产率、融资约束等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论文发现生产率和融资约束都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变量,相比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加强烈;融资约束的影响会随着生产率水平而发生变化,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变量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中产生的影响越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产率和融资约束只对企业是否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以及海外投资项目数量产生影响,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东道国;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战略资产充裕的发达国家,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在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减弱,即能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中国OFDI的阻碍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

区位选择类型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紧紧相关,具有不同战略目标的跨国公司,其对外投资的区位类型也不相同。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区位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发展，浙江经济开放度日益增大，而探寻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市场空间已成为浙江企业发展和地区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快浙江经济国际化将是浙江开放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也是浙江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迅速扩张的重要途径，而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区位的正确选择是影响企业跨国发展和地区宏观经济持续发展成功与否的主要决策之一。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文章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特点及其成因出发,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环境因素。文章在对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韩国及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环境。因此,必须准确定位投资类型,加强事前研究并接受适当的前期辅导,以便进行风险预判,防范可能遭遇的投资风险。     

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评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利用传统FDI理论解释新兴经济体ODI,二是尝试超越传统FDI理论,进行理论创新,引入新视角。本文针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对其进行评述。     

我国铜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世界上铜矿资源分布很不均衡、铜资源竞争比较激烈。投资区位选择直接关系到我国铜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分析了我国铜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铜资源丰裕国家的具体投资环境，并对我国铜矿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提出了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

对外直接投资（简称为FDI）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它开始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中新的发动机，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而国际间对于FDI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掌握其一般特点，对于我国大力吸引外资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道国疫情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思考

本文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不能过于集中,目前的对策是重点投资东南亚地区,开展对发达国家周边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富国家的投资,鼓励中小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有针对地投资发达国家。     

效率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东盟7个低劳动力成本国家OFDI的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的OFDI是否存在效率寻求。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具备明显的效率寻求的特征,东道国低劳动力工资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吸引力。中国的OFDI技术输出型动机明显。东道国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也对中国的OFDI产生显著作用。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素质对中国的OFDI影响不显著,中国的OFDI仍处于效率寻求的初始阶段。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策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在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即企业到何处去投资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选取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 32个国家 (地区 )为样本 ,把这些样本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 ,分析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 ,并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结果表明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 ,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流动的趋势。投资国与东道国的距离与国际直接流量和区位分布呈显著负相关 ,这表明地理位置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和分布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引力模型求出样本国家与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引力系数 ,并用引力系数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出正确的区位选择,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国际生产布局。但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区位选择问题常常被忽视,而使得投资利润较低甚至失败。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与特点,对区位选择的环境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区位的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偏好"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流量数据,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OFDI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所谓"制度风险偏好"并不是绝对的,当使用相对制度质量指标,并且控制东道国资本密集度与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后,"制度风险偏好"消失,并呈现出与主流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完全相符的风险规避特征。因此,"制度风险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OFDI更多地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区域造成的。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我国采矿业战略资源的角度出发,分析能源消费总量、能源进口量及东道国国民收入对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东道国国民收入与其正相关,其中东道国国民收入影响最大,同时能源进口量与其负相关,说明我国采矿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替代型而非贸易互补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