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的经验及启示

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再管用,如果重复使用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也不同程度地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低成本优势战略,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序列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放弃了这一战略,依靠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城乡与地区的均衡发展,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结构和政治民主化转型,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成功地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须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南方经济第6期开辟了广东视点,就"我们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展开讨论,左连村、林正静认为"广东已显现某些中等收入陷阱的外在特征",王利文提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改革"的观点,引人深思,在此我们补充两点: 首先,中低收入者增长缓慢是我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以来,1979-2012年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4％,广东城乡居民年均收入年均增长7.2％,均做到了居民收入每10年翻一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等级的居民收入增长是不同步的,增长最快的是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缓慢.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基于增长收敛模型的识别方法

本文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一种量化识别方法并检验了该概念的存在性。在增长收敛模型中,本文运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β条件收敛在全球范围内显著成立。分位数回归进一步揭示,收敛系数与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经济增速的提升呈现递减态势,"自持"增长效应明显。通过计算实际增速与模型预测增速的残差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识别,证实其存在性并发现中低收入国家更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提出的识别方法可以有效排除短期波动与小型冲击的影响,并充分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速的异质性,识别结果也与经验事实高度相符。     

巴西怎样陷入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 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最新数据,1960年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共有101个,到2008年,只有其中13个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赤道几内亚、希腊、中国香港、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波多黎各、韩国、新加坡、西班牙和中国台湾.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包括中东及拉丁美洲部分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稳态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特征使其人均收入收敛于中等收入水平这一稳态。其实质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阻碍了技术的创新和采用,导致其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后难以完成跨越,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可以认为存在一种经济增长的制度容量。在建构了基于稳态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后,利用拉美八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概念的解释力,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证实了稳态视角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内涵。     

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关志雄(2002)和Lall等(2006)提出的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出口贸易结构指数,考察了1992～2006年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变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又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从出口总量层面上看,出口总量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从出口贸易结构分量层面上看,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即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表明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最后,针对中国的对外经贸和宏观经济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了优化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以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平稳增长的对策建议。     

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截面关系国际比较研究——借鉴钱纳里方程推论“中等收入陷阱”跨越条件

本文借鉴钱纳里方程,在全球范围遴选经济体组构样本,基于样本经济体1970~2011年间的数据,建立出口相对规模和相对收入水平之间的截面回归方程,再基于回归方程进行赶超度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代表出口相对规模赶超程度的截面方程赶超度和经济体相对收入水平最大值正向关联,发达国家关联统计显著性较高,发展中经济体关联统计显著性较勉强;赶超度持续显著正值是发展中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1981年后中国赶超度持续显著正值,表明中国出口相对规模条件符合跨越要求。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正>一、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简要介绍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在学界广泛讨论,引发热议。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经济进一步增长很容易受到原有发展模式的制约而陷入停滞徘徊期,人均GDP难以突破1.1万美元的上限的一种现象。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在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会很快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     

诊断“中等收入陷阱”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围绕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谈得最多的热门话题之。200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跨过3000美元，2010年更超过4400美元，跃过世行所定“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下限，成了名副其实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以往30年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一些重要因子在迅速弱化，增长约束条件正在增大。     

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谜的新解释与经济借鉴

文章以世界银行的WDI、Penn World Table以及财富500强中1970～2015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对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1970～1999)和高收入阶段(2000～2015)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在韩国经济腾飞期,制造业主导了韩国经济增长,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减弱是制造业结构的变化所致。此外,财阀是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把双刃剑,前期承担转型大旗,发展后期成为增长障碍。最后,文章通过韩国与中国发展路径的对比,探讨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的策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及比较

文章探讨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经济体实现TFP增长的路径差异。首先,借助面板有序Logit模型,证实了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TFP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次,构建技术边界收敛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处于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提升TFP的路径选择。实证研究发现: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主要通过效率提升带来的赶超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提升TFP,而高收入经济体主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TFP增长;技术进步效应的差异将对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关键作用;中等收入阶段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的转型阶段,亟需实现由外界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的转型,方能保证经济体真正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探析诱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是世界银行在其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它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长失速的现象。许多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水平的20%到40%之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61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鉴于此,文章重点分析可能使中国陷入陷阱的原因以及应对措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及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探讨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经济体实现TFP增长的路径差异。首先,借助面板有序Logit模型,证实了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TFP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次,构建技术边界收敛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处于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提升TFP的路径选择。实证研究发现: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主要通过效率提升带来的赶超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提升TFP,而高收入经济体主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TFP增长;技术进步效应的差异将对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关键作用;中等收入阶段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的转型阶段,亟需实现由外界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的转型,方能保证经济体真正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人均GDP超4000美元后需转变国家盈利模式 飞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达到4382美元,真正进入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是经济社会风险高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9月1日撰文称,如果中国不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革,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双重转变,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参与全球利益分工的盈利模式必须做出重大改变。     

知识、全要素生产率与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围绕中等收入陷阱与知识、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关系,沿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机制-实证陷入陷阱的临界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的思路展开。经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1)中等收入陷阱是多重均衡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低水平均衡的表现;(2)形成低水平均衡的原因在于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初期时,知识存量占比低于门槛水平;(3)实证求得知识存量占比初值的门槛值为1.9154,若低于该值则经济收敛于低水平均衡,且知识存量占比对经济发展产生负作用,反之则反是;(4)中国的创新效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提升知识存量占比进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路径是有效提高R&D投入效率以及加大企业的创新规模等。     

无衰退的产业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硬的约束条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裸泳者"出局的市场竞争环境,迫使那些在产业与行业粗放扩展期间"裸泳"的低效率企业淘汰出局转变增长方式与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后危机"期间的核心议题,也系高层所确立的一种新的增长战略。这个战略直接瞄准的目标,无疑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该"陷阱"的"出口"是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之"门槛"收入水平。20多年前这个"门槛收入"是人均GNI(国民收入)6000美金,时下已超过1.2万美金。2011年中国人均GNI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土地收益分配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面临来自“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一)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回顾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当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世界上许多国家人均GDP长期在900-11000美元甚至在3000-5000美元左右徘徊,并指出,东亚经济要防止陷入这一陷阱,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解决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产业转出地“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影响因素——基于利益相关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当前中国产业转出地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以利益相关视角,分析产业转出地企业合作行为、政府干预行为和社会公众参与行为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影响,利用典型县域产业转出地和内部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行为对降低直接性经济风险作用最强,社会公众行为不仅对降低扩散性经济风险作用最大,而且是唯一能使两类风险"双降"的行为。要有效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政府应利用传统产业转出为契机,鼓励竞争优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内生性创新动力和能力,减少对企业直接干预,而将财政更多运用在就业培训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缓解产业转出对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不良冲击,同时要向社会提供充分的要素供求信息以及便利的要素流动和交易环境,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地区经济转型的积极性和可能性,调动全社会创新支持力量跨入更高收入阶段。     

我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策略研究

2010年我国的GDP为39.7983万亿元,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我国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因此,如何在加速发展中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本文从经济增长、研发能力、收入分配、对外依存度和城市化进程五个方面研究分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参考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总结前人失败的经验,从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均衡教育资源和扩大我国内需四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建议,以缓解我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有效助力。     

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政策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是转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马来西亚也面临同样的压力和困境。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人力资源发展迟缓,腐败问题等掣肘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制约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也是马来西亚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