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报酬变化与工资调整——“十二五”回顾和“十三五”展望

"十二五"期间,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发掘殆尽,工资上涨压力增大,劳动力供给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原因,就业雇员化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报酬份额提高,但这并未带来劳动报酬份额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报酬的增长明显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未来面对工资上涨的压力,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依靠市场调节工资水平;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推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慎重使用最低工资制度。     

城镇就业市场上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测度

本文利用CHIPS2007数据库，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城镇就业市场上劳动力的工资扭曲程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在城镇就业市场上，由于工资扭曲现象的存在，劳动力实际获得的工资要比他们的边际生产率低45％～60％；（2）已婚、子女个数较少、本地、拥有失业保险、男性、大中型企业的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要低于未婚、子女个数较多、外来、没有失业保险、女性、小型企业的劳动力；（3）中低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要比高工资水平的劳动力严重，且中低工资水平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的方差更大。由此，本文提出推进就业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完善就业市场信息网络，从而减轻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     

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水平的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水平应由劳动力市场来决定。文章在分析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深刻分析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工资水平的形成。并指出只有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工资水平才会趋向均衡与合理。     

性别工资差别与人力资本--来自大学毕业生的经验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上 ,雇主歧视、人力资本的初始点和积累不同等原因都会导致性别工资差别。本文对上海市两所大学毕业生的能力培养和毕业后的两期收入作了实证研究。我们分析了毕业生的性别和人力资本差异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计量分析还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 ,大学里女性对自身学习能力的培养普遍高于男性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的工资仍然要低于男性 ,这种工资差别随工作年限的增长在扩大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采用面板数据混合估计方法（OLS）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显著提高了总体的工资水平,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总体工资水平上涨0.148个百分点;第二,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工资分布群体具有异质性影响,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要大于高收入群体;第三,最低工资标准对男性、国有部门和高技能群体的收入弹性分别大于女性、非国有部门和低技能群体的收入弹性。一方面,政府要意识到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对收入分配的积极效果,也要注意对总体工资水平上涨的影响;另一方面,非国有部门政策监管相比于国有部门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此外,在低端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无需过度顾虑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削弱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     

信息技术、常规任务劳动力与工资极化

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大量以常规任务劳动力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进而可能引发工资极化问题。本文基于扩展的工作任务模型从理论层面剖析信息技术是否会引致工资极化，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信息技术会通过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影响工资，这种替代性对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弱化了城市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强化了行业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负面冲击；该替代性对工资的不利影响在常规任务劳动力群体尤为突出，导致常规任务劳动力工资增速较慢，从而产生工资极化现象。本文的研究为应对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工资极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     

国际贸易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文章构建了国际贸易影响分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并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进行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就总体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虽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分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贸易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缩小作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扩大作用;就不同地区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并有助于缓解该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内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有不利影响;就分技能的分位数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国际贸易总是在扩大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国际贸易有缩小工资分布中的中低端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这大致印证了上述均值回归的结果。基于以上结论,在贸易促使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即便高技能女性有时也难以从贸易中获得和男性均等的利益,虽然改善女性的个体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有助于缓解性别工资差距的问题,但只有政府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完善社保制度,才能为解决性别工资差距建立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社会网络与民工工资：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22个省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利用的不同社会网络对于不同的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并不是利用所有的社会网络都能够提高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首先,只有利用亲友关系找到的工作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工资;其次,即使亲友关系也不能提高利用它找到工作的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而只能显著提高女性和已婚民工的工资水平。所以,在研究中忽略社会网络和民工的差异性会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本文有助于帮助理解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及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英语技能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溢价测算

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语言能力在劳动力市场很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回报。文章采用CFPS、CLDS和CGSS三套数据,检验了英语的工资回报效应。总体上,英语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且这种效应具有异质性。例如,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从事管理和技术职业以及东部地区劳动者的英语经济回报率显著,同时英语能力对城市居民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对城市本地居民的影响要大于农民工。另外,在工资回报率上,英语的听说能力要明显大于英语的读写能力,而口语的作用又要大于听力。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工资水平的机制探析

文章利用2005~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OFDI行为与工资水平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方法比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结果显示:OFDI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非OFDI企业;企业OFDI对工资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市场原则在OFDI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占主要位置,不存在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OFDI对工资影响更小;OFDI企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存在生产率效应、劳资利润共享机制以及海外子公司的工资水平溢出效应。     

“后改革时代”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成因及治理——基于劳动力商品价值视角的分析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是劳动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的内涵、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本质规定及其历史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政府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市场因素、劳动力生产成本上升与供求不匹配是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提出治理的对策：应着力在初次分配强化“劳权”,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再分配着...     

关于当前我国工资水平的思考

一 工资水平问题是个收入问题,收入问题不仅有收入差距的问题,还有收入水平的问题.当前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其劳动报酬即工资增长得快不快,工资水平高不高,自然成为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     

“凿空之旅”泽万民:“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基于2003-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PSM-DID）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内整体上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份额。考虑企业所处地区、行业和劳动者的异质性后,结论仍然稳健。具体而言,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了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了母国职工工资份额。此外,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向性,母国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得以显著提升,但对于母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影响不显著。文章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和具体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     

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劳动收入

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劳动收入?本文围绕着这一问题,使用价值链劳动收入模型,并采用WIOD数据库进行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生产者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劳动收入的提高;第二,劳动力市场竞争和贸易困难程度的提高不利于人均劳动收入的提高;第三,越上游的产业给予高技术劳动力的人均劳动收入更高。以上结果给予如下启示:首先,对劳动者而言,如果要提高劳动收入,应提高生产者的生产力、全球价值链专业化水平、市场的贸易自由程度和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拥挤程度;其次,如果要提高高等技术劳动力的收入,除按上述方法调控外,还应鼓励其从事更上游的行业;最后,应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使其成为能够生产和创造高特异性产品的高技术人员才。     

建立企业工资新体制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工资体制目标模式是什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工资体制的目标模式为: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政府监督调控。其内涵是: 1.市场机制决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一切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工资要由劳动力市场机制决定。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在经济利益上是相互制约的,既有对立、冲突,又有通过协商、谈判、妥协达成共同利益协议的一致性。 (1)自由竞争、机会均等。劳动者自主择业、企业自主用工,劳动力     

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高薪与养廉:一个简单的模型和实证分析

官员工资水平与腐败程度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效率工资模型以“官员期望收益最大化“假设为基础,得出:腐败与政府官员工资水平负相关,提高政府部门工资可以减少腐败,但工资策略对腐败的影响程度会随腐败金额的提高而降低,即抑制“巨额“腐败需要工资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本文在效率工资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公平工资模型,得出:要控制腐败,就工资这个决策变量而言,只要使它等于“公平收入“就行了,额外的工资激励收效甚微.本文最后部分通过对35个国家相关数据的经验研究证明:“高薪“对抑制腐败并没有显著的作用,与其他因素相比它对政府清廉程度的影响微乎其微.     

高薪与养廉:一个简单的模型和实证分析

官员工资水平与腐败程度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效率工资模型以“官员期望收益最大化”假设为基础，得出：腐败与政府官员工资水平负相关，提高政府部门工资可以减少腐败，但工资策略对腐败的影响程度会随腐败金额的提高而降低，即抑制“巨额”腐败需要工资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本文在效率工资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公平工资模型，得出：要控制腐败，就工资这个决策变量而言，只要使它等于“公平收入”就行了，额外的工资激励收效甚微。本文最后部分通过对35个国家相关数据的经验研究证明：“高薪”对抑制腐败并没有显著的作用，与其他因素相比它对政府清廉程度的影响微乎其微。     

人机之间: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水平,分析了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和工资结构的影响,尤其关注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研究发现,从直接影响看,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性收入都具有显著负面效应;但从间接影响看,机器人应用对非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就工资结构而言,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工资极化”特征。本文进一步从劳动者的相对议价能力和不同部门劳动力的替代性与互补性视角,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工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本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时代,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兼顾工作的安全性和灵活性,对推动高质量就业和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效应分析——以制造业为例

本文描述了制造业劳动力工资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事实,认为过低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存在诸多弊端,工资的适度上涨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证分析还发现,制造业劳动力工资上涨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