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角色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源于全球经济治理又超越全球经济治理,从经济治理向政治、外交延伸,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由量增向质变转换,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积极作用是国际社会基于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传递的群体性呼声。新中国成立70年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一直秉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参与全球治理也有利于形成促进发展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制度和国际规则体系。     

论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转换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要求政府在行使职能时必须有全球视野。在提供规制公共品方面,政府要从国内经济的规制者向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转换,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参与与其他国家政府、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共同应对本国的和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在提供生产性和分配性公共品方面,政府要从国内产业发展的保护和干预者向国家创新体系的创建者转换,以此促进本国经济为全球经济创造和获取更多的价值;在提供再分配性公共品方面,政府要转换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路,放弃以福利为导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建设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增强国民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两大倡议”与中国全球治理新主张

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主要的风险引爆点有四个:发达国家高利率抑制通胀和债务高企存在逻辑冲突;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助推世界动荡变革;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大国政治和经济领域斗争的融汇点;地区安全危机对世界局势产生消极影响。国际局势的风险点只是表征,妨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即全球发展不平衡、全球治理缺位、国际安全呈现结构性紧张。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对中国的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应把握各方面战略机遇,转危为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既包括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全球发展新主张,也包括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全球安全新倡议,反映了中国在应对全球“四大赤字”上的新理念和新举措。“两大倡议”对各国探索更科学、更文明的发展道路,对执政党探索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必将作出更大贡献,从而彰显更重大、更深远的世界意义。     

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的现实困境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经济贸易的繁荣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数字风险也急剧增加。由于各国数字治理模式差异显著,难以有效化解全球数字风险,因而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成为各国的迫切需要。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着多边机制失灵与规则供给不足的治理赤字、南北国家数字鸿沟扩大的治理失衡、数字霸权与数字保护主义抬头的治理乏力三重困境。为应对全球数字治理困境,中国需从顶层设计、规范再造、基础建设与理念更新等方面着手,为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基于全球投入产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对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贡献者"的理解,不能局限于自身在统计意义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更应看其对世界各国产生的拉动作用。本文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出发,推导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其他国家拉动系数及实际带动量的测算框架,利用OECD-ICIO提供的2005-2015年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在整体、国别和区域三个层面上,具体测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结果表明:①样本期间内中国对世界经济拉动系数整体呈上升之势,有些年份对部分经济体经济增长实际贡献近1个百分点,所做贡献巨大;②中国对世界经济实际贡献与区域价值链有关,在全球价值链三大板块中,由于中国处于亚洲价值链核心,从而对亚洲地区经济增长贡献最大;③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所依托的贸易方式看,相较于一般贸易而言,加工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受益者,更是贡献者"的本质,而且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对如何实现经济更好增长也有重要政策含义。     

东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前景

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对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稳定和健康发展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东亚地区的最大两个经济体中国和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充分说明,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治理能力和话语权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东亚地区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规范选择及其影响力仍然有限,东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前景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失衡下东亚区域政策选择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令人瞩目的现象,国际机构、政界和学界都给予高度重视。本文认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最直接原因。源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国际化分工,按照传统的统计规则测算出来的全球经济失衡不仅可以维持,而且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然而,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平衡应引起重视,美国凭借其知识优势和美元霸主地位,获取了较大收益,而发展中国家收益相对较少。为了扭转全球化收益分配的失衡,获得更多收益,东亚区域应积极行动起来。     

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任何力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必须顺应低碳转型的全球性潮流。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成为撬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说走向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各国组织其经济社会活动的必然选择,那么低碳化转型越成功的国家在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就越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掌握主导权。一般而言,国际秩序由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国际制度、国际观念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要义在于促使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对世界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产生深远影响,最终会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国际制度的建设和国际观念体系的重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涵与特质。中国正在成为影响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低碳化转型的道路上,中国担负着特殊的国际责任和绿色使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不但会决定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内容。     

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

冷战后多行为体、多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而九一一事件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印度却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关键性参与者,并以强大的力量开始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全球治理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作者给出了一项简要的研究议程。     

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后多行为体、多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而九一一事件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印度却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关键性参与者,并以强大的力量开始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全球治理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作者给出了一项简要的研究议程。     

全球公共物品分类：外交决策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公共物品供给是全球治理研究的新兴议题,现有的研究方法主要反映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科特征和研究目的。将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嵌入国际关系的学术框架内,从外交决策的视角观察国家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不同方式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作者在借鉴统合全球公共物品传统分类法的基础上,根据国家供给的决策过程的差异,将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区分为主动供给、被动供给和无意识供给三类;根据供给动机的差异,主动供给和被动供给又可依照积极和消极的向度各自区分为两类,不同种类的公共物品供给在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供给特征。该分类法将国家特征、外交互动和国际观念同公共物品的特性有机结合,并建立在国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有助于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展示国家在何种情况下愿意为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而非始终是搭便车者。该分类法进而为推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协调、探索通过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实现全球治理提供研究的基础和分析的起点。     

利用遥感技术加强国家农业生产资源管理

农业和粮食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联合国专门设置粮食与农业组织（FAO）,以保障世界各国的粮食供给与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人类免于饥饿。农业与粮食生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全球气候的变化,已经成为科学家和公众议论的焦点。农作物生长、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信息采集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每年国家需要花费大量的投入开展农情信息调查。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围绕气候治理的国际谈判备受世界各国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虽然2012年12月8日刚刚闭幕的多哈会议谈判实现了平稳过渡,决定从2013年开始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制定了德班平台谈判的工作计划,但在减排义务分担、气候融资、技术转让等关键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未来谈判仍困难重重,前景尚不明朗。作者试图运用多维权力观分析框架,分析当前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构成的政治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及其变化。在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的手段性权力强,但态度大多趋于消极保守,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和话语权呈上升趋势,但权力领域有限,权力意愿趋于分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在市场、资金、技术、贸易等议题中的权力各有消长。未来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日益增强,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力量为追求自身利益,必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与角逐。基于对各种政治力量在气候治理中权力特点和变化的认识,作者最后提出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谋求合理发展空间与权益的政策建议。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围绕气候治理的国际谈判备受世界各国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虽然2012年12月8日刚刚闭幕的多哈会议谈判实现了平稳过渡,决定从2013年开始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制定了德班平台谈判的工作计划,但在减排义务分担、气候融资、技术转让等关键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未来谈判仍困难重重,前景尚不明朗。作者试图运用多维权力观分析框架,分析当前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构成的政治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及其变化。在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的手段性权力强,但态度大多趋于消极保守,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和话语权呈上升趋势,但权力领域有限,权力意愿趋于分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在市场、资金、技术、贸易等议题中的权力各有消长。未来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日益增强,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力量为追求自身利益,必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与角逐。基于对各种政治力量在气候治理中权力特点和变化的认识,作者最后提出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谋求合理发展空间与权益的政策建议。     

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倡议是现阶段实现人类繁荣发展的中国式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探索。“六大全球倡议”是呼应现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现实需要的根本举措,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秩序合作为平台,是塑造各国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新示范;全球发展倡议以提升“发展”议题为目标,是塑造各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新遵循;全球安全倡议以消除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为规范,是塑造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的新思路;全球文明倡议以打破西方文明迷思为前提,是塑造多样文明共同互鉴的新观念;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凝聚共识为基础,是塑造科技发展共同治理的新尝试。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从多个领域共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并提出未来的发展举措。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全球视角下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分析

文章在全球一般均衡治理模型的基础上,模拟了人民币汇率与世界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发生变动时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与区位商的变化。通过模型模拟发现:(1)人民币长期缓慢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弱化了人民币短期发生贬值的影响;(2)人民币贬值虽然有利于中国出口的增长和GDP的发展,但人民币贬值使得进口额上升幅度大于出口额增长幅度,不利于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其在国民经济中优势的提升;(3)人民币大幅贬值不利于第二产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优势的加强,人民币贬值促使中国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主要体现为其他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保险业比重和区位商都是下降的。经过长期发展,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远低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民币大幅贬值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同时为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和更好地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国需要人民币更加强势。     

寰眼天下·国际

全球化可能倒退 世界经济论坛（WEF）1月12日发布了《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世界经济差异（指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异）和全球治理失灵（疲弱及不足的全球制度、协议或网络）被列为未来10年的核心风险。有证据表明，尽管新领军者的发展正重新调节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平衡，但国家内部的经济差异正日益扩大，各国之间关于如何促进可持续及包容性发展的意见分歧也在日益扩大。     

二十国集团机制化的趋势及影响

金融危机推动二十国集团(G20)上升为全球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并开启了G20机制化进程。从本质上看,G20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是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后金融危机时代G20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逐步取代G8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面临主导权、动力、合法性、决策效率、议题设置等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就中国而言,G20是机遇,更是挑战。     

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

发展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近年来,全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等问题。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空前挑战,大国博弈等地缘因素加剧发展治理的多边合作困境,一些发展治理机制失灵,各国合作意愿减弱,发展治理手段单一,治理缺乏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全球发展治理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国际层面,中国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理念和制度方面积极创新,在行动方面积极努力,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初步建立了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继续夯实实践话语权、理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理论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