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中的摇摆:三边互动下的日本“印太战略”演进北大核心

日本“印太战略”作为一种对冲战略在近年出现了显著摇摆:从针对中国的制衡性举动,到一度表现出与中国合作的姿态,再到出现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附从的趋向。在中国、美国、日本三边互动视野下分析日本“印太战略”的波动,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摇摆的机理。除了既有研究所强调的体系与单元结构要素,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间所采取的对冲战略还受美国同盟管理策略与中国对外战略姿态这两个进程性变量的共同影响。美国的同盟管理策略影响其亚太盟国对美国的追随动力。是否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则决定中国对这些国家是以克制安抚还是坚决斗争为主,进而影响到它们配合美国制衡中国的强度。二者的组合促使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在“促美制华”“联美制华”“随美制华”“左右摇摆”“左右为难”以及“对华接触”之间摇摆变化。对美国对日同盟政策、中国对日政策态势以及日本“印太战略”调整变化的追踪梳理验证了这一判断。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的摇摆轨迹由中美两国的策略选择所共同塑造,中国对此应坚持“两手对两手”的策略。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北大核心CSSCISSCI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以其为中心、具有一定等级性的同盟体系。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其亚太同盟体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寻找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应对和共处之道,这会直接影响中国崛起的总体外部安全环境以及本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方向。中国要以积极的方式,降低美亚太同盟体系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消极作用,避免在这个地区形成传统的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互相对抗的局面。一方面要对周边国家执行具有差异化的政策,加强经济手段和安全手段的配合使用;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弱化美同盟体系的作用。同时要以更加具有包容性的视角和思路,看待本地区的安全挑战,解决本地区的安全关切,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架构的建设。中国应对美国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的有效性,会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性质产生较为根本性的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对东盟的影响

2012年,南中国海、钓鱼岛问题骤然升温,成为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中国与日本的博弈你来我往,胜负难分,给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引起这场博弈的直接推手就是强势重返的亚太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美国。美国重返亚太,地区中的其他战略力量,中国、日本、俄罗斯、东盟和印度纷纷采取各种不同的响应措施。对于中国来说,亟须透彻了解美国重返     

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意图及其实现手段

美国是自"二战"以来的一个公认的世界头号强国,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亚洲的地区性强国,对周边国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亚太地区同时作为美国与中国的对外战略重心地带,双方都希望能保持和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为维护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制定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来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但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与美国又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既压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又不损害与中国的经济往来,选择通过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等问题来实现其"亚太再平衡"的目的。中国将面临美国重返亚太后引发的一系列地区性政治矛盾所带来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间的矛盾,分化对中国的压制力量。     

“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为了有效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奥巴马政府开始着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积极鼓励日本在亚太地缘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和日本多届政府的积极运作之下.多年来以美国为"单一轴心"的亚太安全格局呈现出一个日趋明显的变化,亦即逐渐向"美主日辅"的格局演变。首先,日本通过持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借机促进自身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在日美同盟中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其次。通过加强与美国其他亚太盟国的双边和三边安全互动,使得"美日+1"成为美国与其亚太盟国展开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台。最后,日本还主动出击,与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伙伴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战略安全协作。上述举措不仅使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功能和地位得到提升。而且与一系列亚太重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水平也稳步升级,进而在亚太传统的"轴辐安全结构"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连接、补充和协调作用。在地区安全体系中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隐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太地缘安全格局的"次轴心"。     

中国南海“威胁论”的建构与解构

自2009年以来．作为国家主权问题的核心之一,南海争端问题日益突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以美国、日本为主的一些西方国家和以越南、菲律宾为主的一些当事国围绕南海问题不断渲染中国立场强硬、具有侵略性的国际形象,从而建构中国南海“威胁论”。中国南海“威胁论”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对中国崛起的疑惧和阻扰中国在地区崛起的企图,中西媒介力量结构的严重失衡,中国有关南海问题的话语建构的缺位。要解构中国南海“威胁论”,提升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国际话语权,需要中国以立为破,建构自己的南海话语体系,大力发展对外媒体以及改进中国南海话语的传播技巧和方式,同时举办一些相关的海外交流活动。     

2014年的亚太与中国：不可不防的四大风险

与2013年相比,2014年亚太形势发展的逻辑线索将更趋清晰化。伴随着中国对周边战略的进一步优化,以及美国对亚太战略的阶段性调整,中美在亚太地区两强并立的态势更加明朗,但中美博弈将更多体现为中国同美国的主要盟国日本之间的摩擦。亚洲各国也在地区大变局中争先恐后、纵横捭阖,亚洲地区安全秩序进入深刻重塑之中。     

什么因素影响韩国民众在中美之间的立场?——基于韩国民意调查的统计分析

作者以韩国民意调查结果为基础,通过回归分析,对可能影响韩国民众在中美之间立场选择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检验,发现以下几种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韩国民众是选择强化韩美同盟,还是在中美之间中立:第一,冷战思维影响着被访者对韩美同盟的认识,影响其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具体表现为年龄层越低,对韩美同盟的热情越低,而越是警戒中朝友好,对韩美同盟的热情越高。第二,反美感情影响着被访者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对美国的好感度越低,对韩美同盟的热情越低,更倾向于在中美之间中立。第三,中国崛起使韩国民众更多选择在中美之间中立。具体表现为被访者越是认为中国是20年后的世界最强国,越倾向于选择在中美之间中立。第四,被访者越认为中韩经贸交流有益于韩国,越倾向于选择在中美之间中立。中韩之间的政治体制差异、文化亲缘性、历史争端以及人员交流等也是影响中韩关系的重要因素,但统计分析显示,这些因素不影响韩国民众在中美之间的立场选择。     

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霸权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能否维持其霸权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一个重要的争议问题。对美国霸权的研究有不同的理论角度。围绕一个霸权国在国际秩序变动中如何管理其在国内外观众心目中的印象这一问题,作者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分析美国作为霸权国的行为模式。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试图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亚太再平衡面临不同观众的期待,这些观众主要包括中国、美国的亚太盟友和美国的国内观众。在信号传导过程中,针对一类目标观众的信号可能被另一类目标观众同时接受并做出不同的解读。同时,中美关系面临地位困境的挑战:一方试图维持其相对位置的行为,导致另一方做出对应反应,双方耗费不必要的资源展开竞争但并不改变原有的地位排序。美国对于维护既有霸权地位具有强烈的偏好,而一个不够自信的美国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风险。中美在亚太地区如何包容彼此的角色,需要两国持续探索。     

中国崛起引发地缘政治新变——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玉刚

中俄全面能源合作,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中国在能源地缘政治上面临的不利形势在乌克兰动荡余波未平之时,中海油在西沙群岛的石油勘探引发了越南反华示威潮;中国在赤瓜礁填海造陆12万平方米引发中菲僵局;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阻碍中日韩FTA协议的谈判推进;美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圈之势;看似无关地缘政治的中欧关系却因"一路一带"的建设再次将亚欧大陆的两端相牵;各国能源争端愈演愈烈等。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新局势下,《上海国资》专访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玉刚,纵谈中国应对之策。     

用TPP取代APEC的实质是改变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博弈的游戏规则

虽然美国携TPP强势重返亚太，但笔者认为，由于其过分维护美国的利益，除了几个铁杆盟友积极响应外，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大多还是有所顾虑。只要中国坚持APEC的平等、自愿原则，以积极的经济技术合作团结发展中国家，最终实现以人民币跨径贸易结算为基础的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机既有经济又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其中遏制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目标。以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为标志,TPP已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立场,至于美国所宣称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现阶段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一旦TPP成为现实,APEC首当其冲将可能会被架空。对中国而言,被排除在TPP之外不仅意味着将受到"排他性效应"的冲击,而且过去十年中国所致力推动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可能因此而发生逆转,这将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     

中美贸易争端、贸易剩余分配与贸易平衡

中美贸易关系是WTO安排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贸易争端、贸易剩余分配、贸易不均衡缺口、中美和世界福利由中美成本因素、汇率、联合风险偏好、双边贸易不确定性和贸易相关性等五大因素内生决定。在五大因素约束下,中美贸易争端是贸易剩余分配而不是固定分配的争端,是实现双边贸易剩余分配合约修订的手段和反馈机制;贸易剩余分配是争端的目标和激励力量,贸易不平衡作为双边贸易博弈的结果以及争端启动和剩余分配调节的显示信号,指示着双边争端变动的方向。根据本文模型,中美五大因素对双边贸易争端、贸易剩余分配、贸易不平衡、中美与世界福利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具体影响依赖双方五大因素的状态组合。模型模拟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将严重损害中国和世界贸易福利而美国则因此受益,因此美国有继续扩大贸易争端和期待人民币升值的激励,中国将面临来自美方更大的贸易争端压力。     

我国海洋争端原因以及维权战略

文章认为,我国是陆海兼具的国家,不少海域存在海洋争端。究其原因有海洋利益成为全球争夺焦点、国际力量的变化、中国对海洋权益的重视以及美国重返亚太等。海洋争端影响和平与稳定、侵害我国海洋安全和海洋经济的建设。为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我们必须提高海洋意识、加强海军建设、加强海洋安全合作、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俄罗斯可靠吗?

盟友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因此盟友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共同安全利益的大小:大则可靠性强,小则可靠性差。俄罗斯是否可靠主要取决于中俄同盟对俄有多大的战略利益。无论俄罗斯对中国友好与否,俄都没有比与中国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美国不接纳中、俄为盟友的国际环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中国的战略合作诚意,三者能使其很容易看到俄罗斯履行盟友责任利大于弊。     

从经济角度分析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2009年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泰国曼谷首次宣布重返亚太,2009年11月14号,奥巴马在日本发表演说,以首位亚太地区总统身份自称,2012年1月美国出台新军事战略,宣称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打破了中国与周边各国原来相对平衡的关系,导致了关系骤然紧张,这也很大程度导致并加强了中国与越南黄岩岛、中国与日本钓鱼岛的争端. 笔者认为美国战略东移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抑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让本国的经济持续位居世界之首;第二就是防止人民币全球化冲击美元世界霸主地位.     

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呈现出"雁型安全模式"特点,这是自冷战以来美国亚太战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种模式中,领头雁是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关系。第四梯队主要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趋势,它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美国"雁型安全模式"最主要的目标在于制衡中国,该战略也适应了地区内的多种安全需求。破解美国的"雁行安全模式"则需要根据中国的安全需求和周边国家安全需求的层次性、阶段性等具体情况来制定。中国沿边省份与邻近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似,安全需求类似,按人均收入衡量从东到西呈现出阶梯性变化。中国可以把本国相关发展区域作为跨国安全合作的单位,与临近国家进行安全合作,逐步超越美国的"雁行安全模式"。以多个地区为中心的周边外交应是中国未来的一项战略性选择。     

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

作者关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即同盟为何会走向解体,特别是在共同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同盟却解体了?作者以弱国自助能力与战略分歧构建了简约的同盟解体双变量解释框架,提出同盟内部的战略分歧大小决定了同盟成本的高低,而弱国的自助能力强弱则决定了其同盟收益的大小,进而提出了从战略分歧、自助能力到同盟解体的因果逻辑机制。由该理论框架,作者推导出了四个可供检验的统计分析研究假设,然后借助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些最新数据库中的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这四个统计分析假设进行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弱国自助能力和战略分歧在对同盟解体发挥影响上是互为条件的,在弱国自助能力强的情况下,战略分歧对同盟解体有影响,战略分歧越大,同盟越可能解体;而在自助能力弱的情况下,战略分歧对同盟解体无影响。在战略分歧重大的情况下,自助能力强弱对同盟解体有影响,自助能力越强,同盟越容易解体;而在战略分歧微小的情况下,自助能力强弱对同盟解体无影响。     

美国“价值观同盟”视角下的经贸规则全球异化与中国因应

“价值观同盟”被认为是依托价值观的话语体系,美国经贸领域的“价值观同盟”实践旨在服务本国利益。价值观外交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合法化话语成形于H.W.布什政府,稳定发展于奥巴马政府,拜登政府重拾价值观话语,强调其与经贸秩序的关联,以基于价值观的经贸安排开展对华竞争。在经贸领域动用“软权力”、推广“价值观同盟”以获得优势,系美国在“西方缺失”下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美国推进“价值观同盟”造成的国际经贸规则异化包括中美经济“脱钩”、经贸体系“分化”,美国盟友和区域秩序都将由此受损。中国应争取国际话语权、增强自身“软权力”、解绑价值观与经贸合作、构建和利用国际法治机制,以务实经贸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美国“价值观同盟”视角下的经贸规则全球异化与中国因应北大核心

“价值观同盟”被认为是依托价值观的话语体系，美国经贸领域的“价值观同盟”实践旨在服务本国利益。价值观外交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合法化话语成形于H.W.布什政府，稳定发展于奥巴马政府，拜登政府重拾价值观话语，强调其与经贸秩序的关联，以基于价值观的经贸安排开展对华竞争。在经贸领域动用“软权力”、推广“价值观同盟”以获得优势，系美国在“西方缺失”下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美国推进“价值观同盟”造成的国际经贸规则异化包括中美经济“脱钩”、经贸体系“分化”，美国盟友和区域秩序都将由此受损。中国应争取国际话语权、增强自身“软权力”、解绑价值观与经贸合作、构建和利用国际法治机制，以务实经贸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