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银行业风险研究

通过对实体经济,特别是非金融企业进行深入剖析,可准确判断银行业的风险和隐患。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较为突出的加杠杆问题,已在"双支柱"调控框架及强监管的政策压力下得到有效控制,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有望稳步下降。但不同行业之间仍存在差异,房地产行业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未来的债务风险尤其不容忽视。本文研究发现,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主动调整行业信贷政策来降低经营风险,但如果不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地在宏观层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在微观层面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益,则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依然可能向银行体系传导。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声音

中国M2/GDP的比率已经处于全球高位;非金融部门负债/GDP的比率在全球范围看属于偏高,明显高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但与多数高收入经济体持平;非金融部门的负债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而不是政府和居民;即便如此,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当然、所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稳步上升,按行业看,采矿和建筑是杠杆加得最快的行业。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的杠杆率是否太高这个问题,答案并不是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的。     

外部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杠杆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结构性上升的数据事实,结合均值回归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以美国货币政策为例分析外部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杠杆的总体影响以及对不同杠杆水平企业的影响差异。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外部宽松货币政策会推动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上升,并会导致中国非金融企业内部结构性杠杆上升问题更加严重。同时,本文依据企业所有制、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等特征,进一步探讨了外部货币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的影响变化。     

从资金来源变化看去杠杆的逻辑

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在2008年以来快速提高,以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都会形成较大的风险隐患,需要积极稳妥去杠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我国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其信贷资金来源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国内银行直接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提高,因而有必要结合非金融部门加杆杠的资金来源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提高其去杠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文章阐述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现状,系统分析了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资金来源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非金融部门去杠杆的思路建议。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银行信用风险关系研究

本文立足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测算,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变异系数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等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发展情况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总体稳定可控,但部分行业风险不容忽视;去杠杆短期内会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长期有助于化解金融风险;去杠杆对商业银行不良率攀升的影响较为显著。据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杠杆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聚焦于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杠杆问题,分析其性质与其他部门的不同,对现有三大“债务-衰退理论”进行了比较,考察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杠杆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负担程度总体上对资金成本敏感,成为其增加或降低杠杆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国有和私营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对负债依赖严重,但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形成了显著的宏观债务杠杆对资金价格敏感而微观不敏感格局,会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公司储蓄与中国经常账户调整--基于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微观机制检验北大核心

储蓄-投资缺口收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规模显著缩小的原因之一。基于危机后中国企业杠杆率显著攀升与公司储蓄阶段式下降的事实,本文认为,此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缩减可能与非金融企业加杠杆驱动公司储蓄下降有关。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非金融企业加杠杆通过降低公司储蓄进而驱动外部盈余减少的作用机制后,本文运用CSMAR数据库从微观层面验证了企业加杠杆驱动公司储蓄下降这一中间机制的存在,揭示了经常账户调整背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储蓄行为。实证结果发现,不同杠杆率指标对储蓄率下降的驱动效果存在差异,相对总量负债,流动负债增加对企业储蓄下降刺激更大;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属行业、地区差异也关乎企业加杠杆驱动储蓄率下降的作用效果。总体而言,本文从微观视角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加速调整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对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的思考

本文阐述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相背离的现状,指出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资产效益下降,文章最后指出要真正实现"去杠杆",一方面可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可通过债务重组,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减少债务存量。同时,辅以其他配套政策来"去杠杆"。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原因及去杠杆路径

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企业部门去杠杆又是整个杠杆去化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我国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发展现状和结构特征入手,剖析企业杠杆率不断攀高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杠杆去化路径做出了相应探索。     

新常态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的思考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一路攀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过渡,非金融企业也经历了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的逐步转变。然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宏观杠杆率再次大幅攀升,给原本处于世界高位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如何科学控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趋于合理区间,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     

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的溢出效应及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研究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关注之一。在"结构性去杠杆"的背景下,明晰我国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和结构现状,探求实体经济部门之间杠杆的溢出效应,挖掘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测度,随后使用TVP-VAR模型建立实体经济部门杠杆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进一步研究各部门杠杆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实体经济杠杆上升对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正向效应;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的上升不会直接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但会推动实体经济杠杆的上升;政府部门杠杆上升会对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据此,在对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去杠杆的进程中,应注重各部门杠杆间的联动反应和其内在的杠杆结构。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基于微观视角的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问题研究

200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快速增加。企业的高杠杆率,为金融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因此,企业去杠杆化刻不容缓。通过依托河南省73家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资金的现状及影响"去杠杆"的主要因素,并寻求"去杠杆"的有效措施。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会损害企业价值吗? ——基于经济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问题,以2002～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异质性角度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损害了企业价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其中:在经济上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在经济下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在纳入行业异质性因素后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较大。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方代表性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以地方代表性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不变参数模型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营业利润率增加在短期内将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长期则相反;工资、在建工程、企业规模、银行依存度上升都将提高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但提升的幅度各不相同;两项资金占用和地方信贷投放规模对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变动无显著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合理对待去杠杆问题,采取多种措施,避免经济波动幅度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