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分析

财政政策是逆周期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财政政策乘数高低体现了宏观政策的效果,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IS-LM的拓展模型,估计得到2002-2017年间的财政支出乘数在0.58到0.67之间,税收乘数在-0.22到-0.18之间,私人投资乘数在1.16到1.8之间,财政支出乘数较以往研究有较大的下降,沿用传统的刺激需求政策不可持续.通过对财政支出乘数传导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所抵消,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带动效应也受到财政支出挤出效应的抵消,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可以减少财政支出挤出效应.最后基于分析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

基于GARCH模型测度了我国金融不确定性指数,并在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评估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研究发现,GARCH模型测度的金融不确定性指数与我国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比较吻合。其中,金融不确定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期间显著增大。高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为负,并且是总供给冲击;而在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为正,并且是总需求冲击。两者相对比可知,低利率环境不仅使得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负效应减弱,甚至使得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效应变为正。     

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加速器模型的分析

本文将金融加速器机制嵌入财政DSGE模型,旨在分析当忽视金融加速器时,研究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并进一步探讨了财政政策对资本市场的乘数效应。研究发现,缺乏对金融加速器的考虑,会错估财政政策对经济造成的波动。一方面,会低估劳动收入税、资本收入税以及消费税对经济造成的波动;另一方面,会高估政府支出对经济造成的波动。进一步的乘数效应分析表明,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最大,资本收入税次之,且乘数效应随着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加强而增大,但增量不明显;另外,政府支出对资产净值具有"挤出效应"。这意味着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资本市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保障房项目建设与金融支持:理论机制与政策选择——基于内生增长和乘数效应的双重视角

保障房项目建设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保障房项目建设必须依赖金融体系的高效支持。本文基于内生增长与乘数效应的双重视角,分析了保障房项目建设的金融支持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保障房项目建设的金融支持体系,并以此为依据,从供给与需求两个层面设计了保障房项目建设的金融支持政策。研究表明,在内生增长下,金融体系发展程度对保障房项目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在乘数效应下,金融体系促使保障房项目的投入-产出规模形成投资乘数效应,从而推动保障房项目的发展。本文的上述论点将为高效发挥金融体系对于我国保障房项目建设的金融支持效能,指导我国保障房项目建设的科学化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政策参考。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组合下的财政支出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识别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并将其嵌入DSGE模型以测度财政支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货币、财政政策随着经济发展呈现不同组合模式;(2)在不同政策组合下,财政支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3)金融危机时期,AM-AF组合下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消费产生积极作用,但也导致通胀、债务短期内持续上涨,不及PM-PF与PM-AF的组合效果。     

产出回滞、财政效力与福利成本

传统经济理论假设经济下行冲击只有波动效应而不具有水平效应,忽视了回滞现象。回滞会使产出水平下降后难以通过自身调整得以回复,对宏观政策的调控效力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在检验我国存在产出回滞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财政支出的生产性特征,通过干中学机制,将回滞特征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回滞现象下我国的财政政策效力和福利成本。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产出存在回滞特征,利用无约束的不可观察模型识别出中国产出回滞特征十分明显;(2)产出回滞对财政乘数的影响极大,与无回滞特征模型的估算结果相比,纳入回滞特征的基准模型估算的累积乘数值和净现值乘数值约为前者的5倍;(3)产出回滞对福利成本具有重要影响,基准模型中的补偿系数估算值为0.478,约为无回滞模型估算结果的1.7倍。     

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再测度：基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标构建视角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作为环境变量会影响到经济周期、经济运行以及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的提质增效。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构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将其作为外生变量嵌入一般均衡模型，考察经济不确定性下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模拟估算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消费乘数、投资乘数、净出口乘数和产出乘数。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不确定性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存在影响。总体上，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在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普遍大于不确定性较低时期。第二，在较高不确定性水平下，不同财政政策工具的乘数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三，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存在一定时滞，多数财政政策工具的乘数效应往往在滞后几期才达到峰值，然后出现衰减。     

金融摩擦与宏观经济的外部脆弱性——基于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一个标准的开放经济模型,引入外部融资溢价机制和银行激励约束机制,刻画了中国的金融摩擦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在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刺激下,投资效率冲击如何通过金融摩擦的放大效应将经济波动扩大至实体经济。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在一个存在金融摩擦的开放经济中,投资效率的负向外部冲击会导致资本预期收益率和资产价格的下跌;在外部融资溢价上升和银行"惜贷"加重的双重影响下,企业的整体投资水平和产出水平都会出现下滑,从而凸显了金融摩擦的放大机制对宏观经济外部脆弱性的强化作用。为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充分考虑这一强化机制的存在,避免国内的资产价格受美联储加息政策的过度影响,并由此加重实体经济的负担。     

金融抑制下低利率政策对我国经济成长负效应分析

本文从金融抑制理论入手，指出了金融抑制下低利率对一个国家经济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全文着重分析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抑制下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对经济成长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低利率是导致目前中国经济效率低、消费不振、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厦泡沫累积、就业问题突出以厦产业升级缓慢等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原因所在。文章指出，适度地提高利率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地成长。     

企业效率异质性、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与经济波动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低效率企业而言,中国高效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紧。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利用一个具有金融摩擦和异质性效率厂商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摩擦影响资源再分配的机制,以及金融摩擦通过资源再分配效应对产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论文理论研究表明,金融摩擦会通过收紧高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产生资源错配;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都会通过改变企业融资约束产生资源再分配效应,并放大整体经济波动。论文对模型的数值模拟也证实了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效应,以及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取向思考

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支出政策的效率优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效率,因而在中国西部开发中,我们应该选择"以财政支出为主,以税收优惠为辅"的财税组合政策.并且,通过构建"双向乘数效应的财税制度体系"来促进财税政策目标的实现.     

解构消费券背后的投资“新”机遇

近期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率先试点发放消费券,作为扩大消费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之一,消费券的提振作用和"乘数效应"几何?作为发展模式和路径上较为相似,且同一历史时期下,有着高度相似的"人口变迁结构"的日本,一直是中国消费周期变化研究中最具借鉴意义的"范本"。消费券政策对中国不同行业的"乘数效应"具有明显差异。这背后决定这种"乘数效应"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深入研究。     

滨海新区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问题研究

本文以凯恩斯投资乘数和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研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重点分析了滨海新区居民消费和政府财政支出的现状特点,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希望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视角分析在当前收支紧张的情况下,如何降低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期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机制.     

金融开放的“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再检验——来自跨国的经验证据

金融开放能否通过投资规模增长和投资效率提升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是颇富争议的话题。本文借助Lane&Milesi-Ferretti(2007)的综合金融开放度指标,应用82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检验了金融开放影响投资的"数量效应"和"质量效应"渠道。整体而言,金融开放促进了样本国家和地区整体投资效率的提升,显著地降低了不同群组经济体之间投资产出指标的离散程度。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从金融开放中取得较为显著的"数量效应"。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能够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发挥联合调节作用,支持金融开放促进投资产出效率的"门槛效应"假说,即只有具备一定金融发展基础的经济体方能在金融开放中分享投资效率显著提升的收益。     

基础设施投资与GDP:模型、关系与结论

采用滞后变量模型和CES生产函数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资与GDP增长的推拉效应和各投入要素对GDP增长的产出弹性进行了测度,得出基础设施投资以乘数作用推动本期以及以后各期的GDP增长,同时GDP增长又会引致各期基础设施更多的供给;相对于劳动的产出弹性,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更加显著。因此,应适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以乘数效应更好的推动经济增长。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时变效应分析

随着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频繁操作以及中日贸易往来的不断加强,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溢出效应。因此,以往基于不变参数模型得到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具有长期不变影响的研究结论,已缺乏实际经济意义。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了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时变性冲击效应。研究发现:(1)日本央行增加基础货币供应的行为会在经济高涨时期和经济平稳时期引起中国产出、通货膨胀、就业水平的提高,传导渠道主要为资本与金融账户;在经济萧条时期会为中国经济带来两难选择,即引起中国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的同时,又会带来通货膨胀的上升,传导渠道主要为经常账户。(2)日本央行降低隔夜无担保拆息利率的行为在经济高涨时期和经济平稳时期会引起中国产出、通货膨胀、就业水平的下降,传导渠道主要为资本与金融账户;在经济萧条时期会引起中国产出、通货膨胀、就业水平的提高,传导渠道主要为经常账户。     

经济波动、金融摩擦与固定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地级市样本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1-2015年间中国286个地级市样本数据,对经济波动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地级市层面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波动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第二,在经济波动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中,金融摩擦机制所起的作用有限,主要还是实物期权效应起作用;第三,越是长期来看,经济波动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越显著,金融摩擦机制所起的作用越小,实物期权效应所起的作用越大。     

对当前国家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应如何倾斜的探讨

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由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即用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更支接、更有效地启动国民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效应正在逐渐减弱,这在客观上要求必须以政府的投资来带动全社会的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的“投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也要适时加大直接启动我国消费需求的力度.只有把投资和消费的“双轮”驱动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才能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我国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分析

扩张性财政政策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是最为常用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扩张性手段。财政支出包括公共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前者包括公共投资支出和经常性费用支出，后者指各种社会保障支出及财政补贴。从理论上说，政府购买商品劳务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国民收入以乘数效应扩张。但相对而言，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比购买支出的乘数效应弱，因其受益者往往不会把全部数额用于支出。     

中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研究

本文在将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分为就业总量效应、结构效应和质量效应的基础上,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相关数据对中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总量效应潜力巨大,金融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带来就业结构的改善,现代金融产业就业质量较高,而传统金融产业就业质量相对较低。中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总量效应、结构效应和质量效应尚待充分发挥和挖掘。最后,本文提出将金融产业作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点产业来发展、全面提高中国金融产业就业效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