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政策变化、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国际投资者、外资企业和银行流动性冲击的DSGE模型来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我国产出、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下降、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外流和银行系统流动性紧张。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增加和银行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产出、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强。(2)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劳动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并对我国总产出、总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3)为应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动,适当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能有效稳定我国经济波动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实施固定汇率和央行盯住美国利率的政策会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并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基于贸易融资视角的研究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主要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作为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融资支持工具,贸易融资同样以美元为主导,其规模的变动将会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本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的IS-LM-BP模型,分析贸易融资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贸易融资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美元主导的贸易融资的引入会强化美国货币政策贸易渠道、金融渠道的作用效果,即会放大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国际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美国加息将抑制中国产出,推升中国通胀水平,考虑贸易融资后其对中国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将分别放大15%和11%,溢出的传导速度也将显著加快;在微观层面,美联储加息将显著抑制中国企业出口规模,降低企业投资和商业银行信贷供给,贸易融资的引入同样会强化美联储加息的溢出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积极推动本币优先的贸易融资有利于缓解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应对——基于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

美联储新一轮加息周期正式启动,我国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增加。本文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构建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并从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审慎政策“双支柱”视角比较分析我国应对政策的效果。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境外加息对我国主要经济金融变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国内短期资本外流增加,银行信贷约束收缩,投资减少,产出下降,国内资产价格和通胀率下降。央行通过降低本国利率或跨境资本准备金审慎政策加以应对时,会面临稳产出、稳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三难选择,但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调控,在降低境外加息冲击对我国不利影响的同时,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     

双部门流动性冲击、银行挤兑与外汇储备救援

美联储加息预期直接触发跨境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国际金融冲击,可能会通过国内政策调整和金融市场适应间接导致汇率政策调整冲击和国内金融市场冲击。因此,依赖银行中介引入国际资本,基于家庭投资信息不对称、银行家道德风险分析国内金融冲击、国际金融冲击和政策冲击下流动性风险的传导路径和救援路径有很好意义。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一般冲击均衡下,银行生产率冲击造成的经济波动最大,不仅关乎着一国金融市场的兴衰,也牵动着一国的经济增长,该冲击主要通过资本资产价格渠道引致银行挤兑风险,而银行挤兑发生后的救援又可能会背离流动性注入的初衷,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跨境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冲击主要依赖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资本资产价格渠道进行扩散,触发银行挤兑后实施的流动性救援政策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动,但外汇储备的减少可能影响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汇率政策主要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金融市场稳定。     

异质金融中介、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

通过构建DSGE模型,探讨包含影子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机构、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金融中介机构自身净值变化通过资产价格和杠杆率向实体经济传播的机制.结果表明:增加金融中介净值比直接放松信贷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作用更大,引入影子银行后的双中介模型对金融部门和宏观经济变量形成放大效应,对影子银行监管的严格程度也会对金融经济变量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决策者需在限制影子银行规模、维持金融稳定和放宽对影子银行监管、促进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权衡.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信贷资产流转对信贷市场供求的影响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银行资本金约束与信贷抵押约束的DSGE模型,从信贷供给端与信贷需求端分析商业银行信用创造机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而分析了信贷资产流转业务如何盘活存量信贷资产、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在信贷供给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机制会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影响。银行将持有的信贷资产及相对应的受益权进行转让,有助于提升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质效,助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信贷需求端,企业与投资型家庭部门面临信贷抵押约束的情况下,如果受到信贷抵押约束负向冲击,冲击将会通过信贷抵押约束机制与银行信用派生机制导致贷款量、资产价格、投资与产出的下降;而信贷资产流转将盘活信贷资产存量,降低融资成本,从而缓释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促进经济稳定运行。     

美国经济衰退的逻辑与观测指标

<正>基于美国经济衰退的内在逻辑,即“美联储加息→金融条件收紧→居民需求减少→企业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经济全面衰退”,相关指标显示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积聚。当前,美国通胀持续走高,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大幅度加息。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时滞,当前美国金融环境仍相对宽松,加息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尚未显现,经济因需求强劲而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但随着货币政策逐渐发挥作用,尤其当利率被提高至限制性水平时,     

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资产证券化的微观金融视角

本文在改进现有文献的研究模型的基础上,从微观金融视角研究单个银行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决策行为及决策效果,从包括资产证券化业务在内的金融产品创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的角度,分析了资产证券化与次贷危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资产证券化放大了银行的财务杠杆加剧了资产价格的波动,从而影响金融稳定;资产证券化将资本市场、信贷市场和实体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促使资本市场上的波动演变为实体经济的波动;而当银行在危急中获得救助时,并不会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反而会更加惜贷并倾向于增加其在中央银行的储备资金或持有证券化资产,从而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因此,有效的救市措施应是从资产方处理银行的“问题资产”,而不仅仅是从负债方解决其融资来源问题.     

美联储加息进程开启与退出对中国资本流出的时变影响研究

基于M-F-D模型和国际货币溢出效应理论,分析美联储加息进程的开启与退出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选取利率、汇率、资产价格渠道,建立TVP-VAR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进程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美联储加息进程对中国的资本流出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美联储退出加息进程的溢出效应更具有持续性,其通过利率渠道的溢出效应也更为明显;利率、资产价格与资本流出量具有同向变动趋向,汇率渠道与资本流出量具有反向变动趋向。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应对美联储退出加息进程对中国资本流出产生的影响。     

“双支柱”调控框架下政策组合协调搭配研究——基于双摩擦的小国开放模型北大核心

本文在家庭与银行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引入双重摩擦,构建小型开放经济模型来讨论货币政策与资本管理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和最优选择问题。研究表明:第一,无论是国外加息冲击,还是国内金融冲击,最优的政策选择都是货币政策同时搭配资本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且需要注意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第二,在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协调搭配资本管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时,识别导致外债流出的不同外生冲击至关重要。在国外加息冲击下,相对于货币政策搭配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搭配资本管理政策的效果更好;但在金融冲击下,结果正好相反。第三,随着金融进一步开放,货币政策搭配资本管理政策在稳定经济波动方面更为重要。     

企业效率异质性、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与经济波动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低效率企业而言,中国高效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紧。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利用一个具有金融摩擦和异质性效率厂商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摩擦影响资源再分配的机制,以及金融摩擦通过资源再分配效应对产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论文理论研究表明,金融摩擦会通过收紧高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产生资源错配;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都会通过改变企业融资约束产生资源再分配效应,并放大整体经济波动。论文对模型的数值模拟也证实了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效应,以及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资本账户开放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分项及其综合视角系统地论述了资本账户开放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制。在银行资产层面,资本账户开放导致资金流入、流出规模及频率大幅增加,从而加剧了国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风险,并通过信贷需求摩擦机制对银行资产端造成风险。在银行负债层面,资本账户开放一方面通过拓宽海外投资渠道降低银行业零售存款吸收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作用于不同金融周期阶段下的批发融资(国外借贷和银行间直接借贷业务)来影响银行杠杆,导致银行脆弱性增加,银行负债面临较大流动性风险。在银行资本层面,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加剧银行股价波动,从而影响银行资本端风险,进而在风险共担效应下通过改变银行融资成本的方式影响银行风险。在银行业直接和间接业务关联而形成的金融网络中,上述风险仍会相互传染,进而推升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新一轮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今年3月美联储主席耶伦宣布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并且预计今年将加息3次。次贷危机后,美国曾长期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已经给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一定影响。在当今这个开放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美联储加息必然又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本文通过对美联储加息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分别探讨此次加息将会对我国商品进出口、资金流动所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我国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与中国资产价格波动研究

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其货币政策调整势必对我国产生溢出效应。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资产价格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我国及时调控和降低国内经济波动。通过构建DCC-GARCH模型和TVP-VAR模型，本文发现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资产价格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相关性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变化。短期内美联储加息或缩表会对国内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带来明显的负向冲击，但在中长期对国内资产价格产生的冲击有限。本文的研究对于加强我国宏观调控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的时变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取中美两国1998-2017年度的季度数据,建立TVP-VAR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影响的时变特征和结构性变动;采用蒙特卡洛抽样法、脉冲响应分析和时点脉冲响应分析,从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三个渠道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利率和美联储加息通过利率的传导渠道在短期内对中国资本流出的溢出效应明显,正向作用在加息后第二季度达到峰值;而汇率和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呈现出结构性变化,对资本流出溢出效应较弱。由结果可知,通过在国内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可以有效地减轻因美联储加息给我国资本流出带来的压力。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个体异质性EPU指标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通过窗口滚动回归模型测度出体现企业个体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标,重点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竞争较强行业以及初创公司表现得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形成的企业融资抑制效应与实体投资风险放大效应抑制了实体投资,相应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环境改善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外部需求冲击、美联储政策取向与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利用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部需求冲击与美联储政策取向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及最优政策应对机制。研究发现:(1)美联储政策取向对中国通货膨胀具有重要影响,也相应影响中国货币当局最优政策选择。(2)若美联储为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者,则"浮动汇率+利率规则"是中国最优的政策选择;若美联储为强硬反通胀的政策制定者,则固定汇率制度是中国最优的政策选择。(3)货币政策是否具有可信性是决定中国最优政策选择的核心,增强政策可信性并建立强硬反通胀的政策声誉能够稳定中国的通货膨胀。(4)汇率制度选择并不必然遵循由固定到中间再到浮动的唯一路线,中国货币当局应根据外部冲击、美联储的政策取向做出具体选择。本研究不仅能够为中国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优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同时也能够为全球量化宽松背景下以及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时,中国最优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