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区域创新能力趋同发展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区域创新发展β趋同的空间计量分析模型,采用中部六省2004—201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空间效应和β趋同效应及其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自国家提出"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以来,集聚性明显增强,空间联系也不断密切。以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衡量的省域创新发展确实存在条件趋同趋势,且科研经费投入对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大于研发人员投入的推动作用。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于2002—2019年湖南省各市州相关指标,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测度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旅游经济空间依赖性及新型城镇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市州城镇化进程表现为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和收敛性,且这种趋势正处于加速阶段.湖南省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表现为两头稳定、中间波动,以及不收敛-收敛的时间变化特征.湖南省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城镇化率对当地旅游经济均有较强的区域内溢出效应,且区域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处于"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阶段.地理距离因素减弱了城镇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经济因素则强化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

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过程。现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规制基础上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2003-2018年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在不考虑科技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先抑制、后促进。第二,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末端治理,即为治污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过程治理,即为生产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之间不再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始终为促进作用。第三,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治污科技创新和生产科技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生产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和显著;而治污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环境规制的强度达到一定强度为前提。基于以上研究,本文...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和空间溢出——以安徽省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8-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FDI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市的生态效率稳步提升并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集聚区集中在皖江城市带;考虑空间因素后,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具有EKC的"U"型特征,人均GDP对本地生态效率的影响也呈现出"U"型特征;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为正,而环保意识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为负,对外开放度和研发投入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为负。因此,各市应发挥皖江城市带集聚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引导外资进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同时尊重各市生态效率的差异,考虑空间单元的交互效应,因地制宜地利用外资,实现共赢。     

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机制及效应——基于收入差距的视角

降低收入不均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文章在明晰城镇化影响收入差距机制与路径的基础上，依据2000—2020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多角度实证考察城镇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稳健的“倒U”型特征，城乡收入差距由升转降的城镇化率门槛值为46.5%；城镇化影响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总体上有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城镇化与总体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总体收入差距由升转降的城镇化率拐点为53.8%。新型城镇化应强化以人为核心的基本内涵，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人力资本、创新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基于200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加入中介效应的SYS-GMM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中介效应并未显现,但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改善新型城镇化质量。总体上,户籍制度创新、土地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户籍制度创新、土地制度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制度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因此,应持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因地制宜出台创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政策,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域2011—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异质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科技资助除了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直接正向激励效应外,而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而产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在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产权性质在两者间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环境管制对中国FDI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视角

现有研究一般仅考虑环境管制对FDI的负面直接影响作用,却忽视了考察环境管制通过刺激企业提高环境技术水平而影响FDI这一间接效应,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环境管制作为绝对的外生变量,因而造成了估计结果的有偏且不一致。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从实证层面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GMM)考察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并试图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对FDI仍然存在较大的"门槛效应",间接效应的存在虽然在估计中降低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直接效应仍然是影响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的主导效应。由此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合理使用环境管制政策作为"筛选"和"调配"外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外资结构、营造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管制对中国FDI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有研究一般仅考虑环境管制对FDI的负面直接影响作用,却忽视了考察环境管制通过刺激企业提高环境技术水平而影响FDI这一间接效应,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环境管制作为绝对的外生变量,因而造成了估计结果的有偏且不一致。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从实证层面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GMM)考察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并试图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对FDI仍然存在较大的"门槛效应",间接效应的存在虽然在估计中降低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直接效应仍然是影响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的主导效应。由此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合理使用环境管制政策作为"筛选"和"调配"外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外资结构、营造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FDI的空间结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在利用外商投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现象。论文通过对我国30个省份FDI数据的空间全域及空间局域自相关性的检验分析,发现我国各省份的FDI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正向自相关性,省域之间的FDI活动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而这种趋同现象正是来自于相邻区域之间的溢出作用。而后基于2000-2010年11年相关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发现溢出效应对我国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极为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时间及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研究结论说明,国家在制定FDI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效应下中国省域间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专利授予量代表技术创新能力,基于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利用空间滞后及空间误差混合回归模型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省域间技术创新呈现空间依赖性,具有空间效应;大学、大中型企业科研人员以及经费的投入是我国省域间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市场竞争程度激烈的地区更容易产生技术创新。据此,对增强各地区以专利数量衡量的创新能力,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联系研究

以江苏省54个市、县为研究对象,以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联系为研究目标,引入标准差椭圆方程和引力模型,基于ArcGIS平台对比分析江苏省2007年和2017年的市县尺度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联系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中心县域等级。研究结果表明:近10年来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整体布局呈"东南—西北"走向,且标准差椭圆有扩大态势;省域的空间联系最大引力线布局较为稳定,2017年部分城市FDI(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有所增强;省域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发生变化,2017年较2007年更为复杂和密集;苏州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心县域核心地位最为突出,影响至全省范围。     

城镇化水平、FDI与房价——基于泛长三角的空间计量研究

文章利用31个城市2000-2011年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距离加权矩阵,使用空间计量相关方法,研究泛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空间相关性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了浙江、江苏和安徽房价上涨;实际FDI与房价的关系在省际间表现出明显差异,其中,浙江和安徽实际FDI与房价呈显著正相关,而江苏实际FDI与房价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     

中国科技创新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4 - 2013年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两种空间权重矩阵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我国科技创新的空间分布与创新溢出。研究发现,我国31省域的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表现为明显的区域创新集聚现象,并且创新集聚状况逐渐强化,R&D经费投入、人力资本和城市化率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外商投资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区域科技创新具有空间溢性,某区域的创新产出会溢出到邻近地区并对其创新产出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地理空间溢出、禀赋条件差异与区域贫困集聚——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构建贫困集聚空间计量模型的基础上,依据31个省域2005-2010年统计数据,对我国区域贫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省区贫困发生具有显著空间依赖特征;贫困空间分布遵循"西高东低,梯次递减"规律;局部聚集呈现出"东冷(L-L),西热(H-H)"特点;纳入地理空间效应的实证结论更加稳健与科学,空间模型优于传统模型;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扶贫支出、市场化程度、公共服务供给、城镇化、人口聚集以及收入分配差距均对贫困发生、集聚施加影响,但影响模式、时效、强度及方向存在明显差别。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改进的区位熵测度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然后采用熵值法对各省域科技创新进行评价。通过全局Moran′s I指数检验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科技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实证发现：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分布情况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在3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局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科技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起中间传导作用。     

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基于2003-2014年31个省市的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镇化协调程度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4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2003-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与效率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省域之间城镇化质量差距明显,省域内部城镇化质量各要素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城镇化率不能反映城镇化发展质量。根据测算结果,我国各省域整体城镇化率和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呈现“高—高”、“低—高”、“低—低”和“高—低”四种类型,其自身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指数之间的协调程度分为质量滞后、协调和质量超前3种类型,这与区域间人口迁移流动规律密切相关。根据城镇化质量不均衡状况,文章提出“高—高”型区域关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低—高”型区域重点在体制机制创新、“低—低”型区域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高—低”型区域关注城镇化的社会、生态效应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对策建议。     

制度环境、OFDI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空间视角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利用OP方法核算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和省域TFP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国制度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和省域TFP,向OECD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TFP的提升作用优于非OECD国家,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效果要优于其他;但在空间相关性上,省域TFP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即TFP较强的省份对周围省份的TFP产生负向影响;母国制度环境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TFP;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FP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无法提升国有企业的TFP。     

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吗?——基于“双循环”背景的实证检验

通过观察一个国家的IFDI、OFDI常常与该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的现象,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依据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分析,推演两者之间的空间内生性逻辑。实证方面,基于2003-2018年中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和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GS3SLS)估计,运用空间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效应进行了统计测度。研究表明:⑴在全国层面上,双向FDI协调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能够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在分样本讨论的情况下,该结论依然成立。⑵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存在空间分异。总体而言,中东部地区的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还与产业结构升级、人均资本存量、企业所得税等有关。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基于“第三方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FDI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上,考虑FDI的类型并从空间效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在"第三方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98～2007年间中国31个省区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FDI以复合垂直型为主导,"第三方效应"显著影响了FDI的地区分布,一个省区所吸引的FDI会受到周边省区FDI流入以及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都有利于吸引FDI,高工资、低市场化程度和过多政府干预对FDI的进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所尝试的人力资本变量与FDI流入之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