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审计委员会、领导结构与审计定价

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审计委员会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设立了审计委员会的样本公司,公司领导结构与审计定价之间不相关;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样本公司,公司领导结构两职合一与审计定价之间显著负相关。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能够制约因公司领导结构两职合一可能导致的缺乏高质量审计服务需求的现象。研究同时发现了一些其他有意义的结论。     

信息披露质量、审计风险与审计定价关系研究——基于深交所A股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深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考评结果作为公司治理水平的替代变量,分析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质量、审计风险、审计定价间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好,审计定价越低,且这一现象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中表现更为突出。上述发现说明公司治理影响了审计定价,且大型事务所对源于公司治理的风险更加敏感,原因可能在于大型事务所较早采用了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其识别、应对审计风险的能力更强。     

风险投资、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

文章利用手工收集的风险投资持股及其属性特征数据,基于审计风险的分析逻辑,系统研究了风险投资、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与非风险投资持股公司相比,风险投资持股公司的审计定价显著更低;(2)从属性特征来看,风险投资的控制属性显著降低了审计定价,而联合属性显著提高了审计定价;(3)在抑制审计风险、降低审计定价方面,风险投资持股与内部控制质量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文章研究表明,风险投资持股在审计市场上发挥了显著的治理效应,因而强化风险投资机构的增值服务和监督职能,对于提高上市公司运营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基于审计风险的区域化审计定价的研究

审计定价的区域化在我国是以行政手段实施的,这种定价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审计风险补偿,进而使审计定价的模型存在着技术缺陷.基于审计风险的区域化审计定价,要求在审计定价中考虑地域差异对审计风险的影响以及审计定价中的风险补偿问题.实证研究表明,异地客户并未选择比本地客户更高的审计价格,而是选择了一种"逆理性"的更低的忽略审计风险的竞争价格.这种非常现象应引起政府监管部门与学术界的关注.     

机构投资者持股、政治联系与审计定价--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沪深两市2009—2012年661家A股主板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机构投资者持股、政治联系与审计定价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审计定价越高;进一步的分组研究发现有政治联系且有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民营上市公司,随着机构持股比例的增加,其审计定价也越高;而没有政治联系且有机构持股的民营上市公司,随着机构持股比例的增加,审计定价越低,说明机构投资者和政治联系是审计定价过程中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国家审计、国企行为与产业技术复杂度提升

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行为影响的经济后果可能会拓展延伸至产业发展领域。本文基于2011—2018年审计署公布的中央企业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以国资委控股的央属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家审计、国企行为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一是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国家审计能显著提高产业技术复杂度;二是国家审计提升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路径主要在于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提高产能利用率。研究还发现,国家审计在产业技术复杂度高、市场化程度低以及人力资本水平高的样本中,对产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得到如下启示,要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功能,聚焦审计内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审计师行业专门化、相对市场势力与审计定价

本文以空间区位竞争理论为基础,探究审计师的市场定位对审计定价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审计师在一个行业中通过行业专门化投资与审计客户的相对市场位置越近,越容易获得审计溢价;当审计师与竞争者的相对市场势力相差越远,越容易带来审计费用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师通过行业专门化投资带来了市场势力的增加,在大客户市场审计定价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审计市场竞争和审计定价的研究视野,也对会计师事务所竞争能力的提高具有借鉴意义。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和审计定价

笔者利用我国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审计需求保险理论和信号理论角度,研究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收取比较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是通过审计师声誉而作用于审计定价的,且主要是通过对审计师声誉的约束机制来影响审计定价,审计师声誉的中介效应显著.     

上市公司审计定价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对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审计定价的现状进行了探讨,针对审计定价偏低和审计定价标准管理混乱的情况,从经济学角度深入剖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我国上市公司中报审计制度探析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期财务报告审核制度,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期财务报告施行的是审计制度。而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包括了强制审计和自愿审计。结合美国的中报审核制度,本文分析了我国中期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发展历程,同时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自愿聘请外部审计师对其中报实行审计的可能动机进行探讨,并就如何培育我国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审计需求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达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目的。     

审计技术变迁下审计意见购买:特征与监管

审计意见购买是资本市场秩序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博弈分析得出审计技术在变迁初期并不会抑制审计意见购买,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支持这一结论。由于新的审计技术学习成本和协调成本的递减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变迁中后期行业整体的高水平审计技术将对意见购买行为有所抑制。因此,独立审计监管效率与效果的提升应引入"权变"的监管模式,在审计技术变迁的初期可由政府主导,在中后期可改由行业协会主导。加大审计技术的开发投入有利于缩小审计职业判断的空间,减少合谋的机会主义行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

文章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费用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质押行为的企业审计费用更高,并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与审计费用呈正相关;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变量,能够缓解股权质押引起的审计费用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更容易发生股权质押行为,审计费用更高。     

地方审计治理效果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基于《“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将国企审计广度与经济责任审计力度纳入同一理论框架,研究地方审计监督对国企社会责任履行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拓展国企审计广度、加大经济责任审计力度有助于提高地方国企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通过审计降低国企的代理成本,通过经济责任审计促进国企维护社会信誉,是地方审计提升国企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重要路径。地方审计的广度、力度越大,越能促使较小规模国企社会责任的履行。从经济后果来看,地方审计促进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回报率,对同一地区非国企也具有“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对提升国企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与审计服务定价——兼评新审计准则的颁布效果

笔者基于审计服务定价的视角研究注册会计师对财务重述的反应.结果显示,注册会计师不仅显著地提高了财务重述公司的审计定价,而且更为重视舞弊导致的财务重述,审计定价对其风险调整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原因导致的重述;此外,新审计准则的颁布提高了注册会计师对财务重述的反应,审计定价对财务重述,尤其是对舞弊导致的财务重述的风险调整程度显著提高.研究结果表明审计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而新审计准则的颁布则进一步增强了审计的外部治理作用.     

注册会计师真的关注审计风险了吗——基于审计定价视角的经验证据

利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7年的数据,检验了盈余管理、特定风险、公司治理以及上年度审计意见类型等反映或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风险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定价的解释力有限。这表明,由于法律和监管环境以及审计市场发育程度与国外有着较大差异,我国注册会计师在决定审计收费时,对于风险因素并不十分关注。它反映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离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尚有不小的距离。     

重构审计委托关系以加强审计独立性

本文首先介绍了审计的实质独立和形式独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审计委托关系及其缺陷,指出由上市公司直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导致了审计关系扭曲,容易造成审计独立性缺失。最后结合实际,提出引入第四关系人来重构上市公司审计委托关系,增强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     

CEO控制权、成长性与审计定价

文章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CEO控制权、成长性因素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较高,所以CEO控制权与成长性因素分别对审计定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处于成长初期的中国上市公司较多,CEO控制权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并不依赖于成长性因素。     

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风险分析

审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相应地就有风险,内部审计同样存在审计风险。本文以上市公司业内部审计为例来研究服务性行业内部审计风险及其防范机制。随着我国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内部审计在上市公司管理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但由于机制、人员、手段等多方面的原因,内部审计风险也不断加大。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风险成因进行探讨,提出具体防范措施。     

内部控制报告审计的制度效应

2008年6月"五部委"(财政部、审计署、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我国第一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计划于2009年7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由于各种原因,实际施行推延到2011年,先在海内外双重上市公司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本文采用2008年实施内部控制报告审计制度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目的研究内部控制报告审计制度的"第一时间市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第一时间对制度的市场反应中,内部控制报告审计制度显著改善了公司的审计意见质量。同时还发现,对现有的惩罚机制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果。更进一步,内部控制报告与财务报告审计的事务所分离,强化了制度效应,对于惩罚机制的替代效应也变得更加显著。     

中央预算执行审计与媒体关注度——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公共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媒体关注审计结果是国家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外部机制。国家审计通过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向社会公开审计发现的问题,借助社会舆论监督的力量来共同服务国家治理。本文利用审计署首次详细发布中央预算执行审计结果与整改公告的机会,考察了媒体关注度与审计发现问题和整改结果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审计结果公告日,审计发现问题中涉及的金额越大且性质越严重的部门,越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但在整改公告日,审计发现问题中涉及的金额越大且性质越严重及整改力度较强的部门与媒体关注度虽然正相关,但证据微弱。因此,审计机构应改善与媒体的关系,引导媒体持续关注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同时,改进整改公告披露的形式,以更有利于媒体的传播,进而提高整改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