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条件下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适用性研究

文章在考虑IS曲线、菲利普斯曲线以及泰勒规则等理论模型系统的内生性结构基础上,利用时变参数随机波动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捕捉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胀与汇率反应的时变特征,检验实际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进入泰勒规则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未引入汇率因素或引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泰勒规则,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引入泰勒规则使得货币政策钉住通胀目标参数与钉住产出缺口参数均得到更为显著的改善,更符合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实际。我国货币政策规则正由"相机选择型"向"规则型"利率调控模式转变,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也逐渐向产出缺口与通胀率目标及人民币汇率稳定目标转变,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对通胀与产出的调整仅表现为先递增后递减的短期正向效应,且2006年第3季度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通胀治理偏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在2001年之前表现为逐渐增强的短期负向效应,而后影响效应逐渐减弱。     

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研究——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中国2000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SV-FAVAR)模型,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突变特征考虑在内,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货币政策能够对产出和通胀做出积极有效的调控;相较于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更加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作用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作用同样呈逐渐减弱的趋势,但其对物价水平的调控效果在危机之后逐渐改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消费、投资、进出口、银行信贷等的调控效果较好,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存贷款利率、人民币汇率以及股票市场等的调控效果更好。文章研究结果也表明,"价格之谜"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甚至根本消除。     

货币供给、通货膨胀与产出波动的动态效应研究：1992—2013

本文基于包含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SV—TVP—VAR）模型研究了货币供给冲击作用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动态响应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传导机制具有明显的时变效应,SV—TVP—VAR模型能够很好的刻画货币传导机制中的时变特征。同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时变效应大于惯性效应。此外,我国的货币供给过程表现为逐渐增强的产出缺口驱动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加货币供给量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具有真实效应,能够显著的影响实际利率和产出水平,然而从长期来看对实际利率和产出水平却缺乏永久性影响。     

基于金融稳定目标的规则型货币政策研究

随着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联系的不断深化，中央银行理应在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构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并将其加入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在调整名义利率时的确对金融稳定状况有所关注，相比于传统泰勒规则，纳入金融稳定指数的泰勒规则中通胀系数与产出缺口系数均有显著改善，其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央银行的实际政策操作。随后，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当局对名义利率调整的动态变化特征，文章通过TVP-SV-VAR模型对拓展的时变参数泰勒规则进行了再估计。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形势的更迭，中央银行也会不断动态调整其政策目标。其中，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不存在明显的惰性区域，控制通胀始终是中央银行工作的重心。其次，中央银行存在规避经济收缩的偏好，在经济下行时期其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向产出缺口倾斜。最后，为了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货币当局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显著增强了对于金融稳定的关注。     

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研究——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2000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SV-FAVAR)模型,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突变特征考虑在内,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货币政策能够对产出和通胀做出积极有效的调控;相较于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更加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作用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作用同样呈逐渐减弱的趋势,但其对物价水平的调控效果在危机之后逐渐改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消费、投资、进出口、银行信贷等的调控效果较好,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存贷款利率、人民币汇率以及股票市场等的调控效果更好。文章研究结果也表明,"价格之谜"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甚至根本消除。     

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溢出效应及动态相关性

文章综合运用VAR模型、GARCH-BEEK模型和DCC-GARCH模型,对中国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以及不同类型通货膨胀之间的均值溢出效应、波动溢出效应以及动态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结果表明,在均值溢出方面,仅存在人民币汇率对PPI通胀的单向溢出效应;在波动溢出方面,汇率与PPI通胀之间存在双向的ARCH型溢出效应,同时汇率对CPI通胀和PPI通胀、CPI通胀对PPI通胀存在单向的GARCH型溢出效应;在动态相关性方面,人民币汇率、CPI通胀与PPI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具有时变特征,但多数时期是正相关关系。为此,政策当局要进一步稳扎稳打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采取各种措施避免人民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以维护汇率稳定,实现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规则非对称性及其在我国的检验

 基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框架,本文从非线性总供给曲线和中央银行非对称偏好的角度来阐述货币政策规则中非对称性的理论形成,并利用GMM方法估计和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的非对称性。研究结果表明非线性总供给曲线可以作为解释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反应的一种来源,更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对通胀缺口存在负向偏好,且这种负向的通胀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通货膨胀偏差,但对产出缺口的非对称偏好并不显著。此外,不同通胀目标的稳健性研究表明,中央银行都存在负向的通胀偏好,而且该负向偏好随着通胀目标的降低而逐渐减弱。     

Asymmetries in 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Testing for China

基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框架,本文从非线性总供给曲线和中央银行非对称偏好的角度来阐述货币政策规则中非对称性的理论形成,并利用GMM方法估计和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的非对称性.研究结果表明非线性总供给曲线可以作为解释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反应的一种来源,更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对通胀缺口存在负向偏好,且这种负向的通胀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通货膨胀偏差,但对产出缺口的非对称偏好并不显著.此外,不同通胀目标的稳健性研究表明,中央银行都存在负向通胀偏好,而且该负向偏好随着长期通胀目标的降低而逐渐减弱.     

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时滞效应检验

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巨大的压力下,运用最新数据资料对J曲线效应进行检验对我国制定汇率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运用协整检验和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的分析方法,对我国2001～2007年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季度数据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口贸易不存在J曲线效应,而对我国出口贸易存在J曲线效应。     

预期引导下汇率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基于FSR-BVAR模型的检验

文章采用带符号约束的因子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FSR-BVAR),检验了引入汇率预期后实际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目标影响效应的变化,对比分析了实际汇率和汇率预期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汇率预期对宏观经济调控具有引导作用,汇率升值预期对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和就业具有正向引导,对物价水平具有负向引导;引入汇率预期,实际汇率波动对稳定物价水平和促进就业的有效性显著提升,对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性无明显变化,对平衡国际收支有效性有所下降;在预期引导下,汇率预期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的调控更有效,实际汇率波动对稳定物价和促进就业的调控更有效;汇改后,预期引导下的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及国际收支的调控能力显著提高,对就业影响效应减弱,而汇率预期对经济增长、价格水平及就业水平的调控效果减弱,对国际收支影响效应增强。     

中国实际利率与实际汇率相互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拟研究汇改前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国实际利率的不同影响。本节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前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国实际利率、美国实际利率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实际汇率、美国实际利率对中国实际利率的短期和长期动态影响如何？利用方差分解。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美国实际利率对中国实际利率贡献度的大小。本文的研究对我国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如何维持利率政策独立性．避免利率政策对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做出过度反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

文章在理论探讨实际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基于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人民币实际汇率冲击对中国产出、通胀、就业与实际工资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认为:(1)实际汇率在总需求渠道与总供给渠道的共同作用下对产出、物价、就业与实际工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当本国出口企业远多于进口企业,且居民对本币的心里预期较强时,实际汇率上升会导致产出、物价水平、就业和实际工资下降。(2)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降低物价水平,不利于就业的提升和实际工资的增长,但中长期内几乎没有影响,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出增长、物价水平与实际工资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负向冲击。(3)相比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济繁荣时期和高通胀环境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经济低迷时期与低通胀环境对产出增长、实际工资和就业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但对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表现出较强的趋同性。     

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基于结构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03年1月～2009年2月的月度数据,采用SVAR模型分析了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我国产出增长不仅具有直接的消极影响,而且还通过加大了国内通胀压力、促使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人民币汇率波动间接影响产出的增长,但这种间接效应相对较低。     

经济冲击与汇率制度选择:基于中国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经济冲击是影响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在传统国际宏观经济学框架内引入增长账户,通过增加对供给方面的考察补充和完善了传统国际宏观经济学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建立起一个解释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新框架,认为如果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冲击是来自实体经济部门的实际冲击,则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把握好时机加快改革,向更富有灵活性的浮动汇率制度演进;如果经济面临的主要冲击来自于货币部门,则应该继续维持钉住"一篮子"参考货币(或美元)的有弹性的盯住汇率制度。基于结构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演进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在工业化国家发现的名义冲击对实际汇率的波动具有较好解释力的情况相反,相对实际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能够更好地解释我国实际有效汇率在样本估计区间内绝大部分的变动,这对于指导目前所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与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意义重大。     

劳动生产率冲击、汇率隔离性与汇率制度选择——来自于中国的证据

对外来冲击的隔离能力大小是影响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因素。作为处于赶超中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我国汇率受到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差异这一实际变量的冲击,汇率制度又经历了从钉住美元向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重大变革,研究不同汇率制度下外来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对于丰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开放经济下,汇率的隔离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际汇率的稳定性;二是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程度。本文假设我国汇率所受外来冲击来自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差异,通过对比分析钉住美元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特点,发现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下文简称浮动汇率制)虽然名义汇率波动较大,但由于工资、价格调整幅度较小,实际有效汇率的稳定性并不弱于钉住美元汇率制(下文简称钉住汇率制);进一步分析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发现无论短期或是长期,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程度小于钉住美元汇率制,影响时滞也相对缩短。研究结果表明,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实施,加快了我国汇率调整速度,削弱了汇率对贸易影响,增强了汇率隔离性。     

贸易失衡、不完备金融市场与中国开放货币政策规则

文章在开放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规则考虑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且汇率波动的政策反应系数为0.137,远高于国际金融市场完备时的估计值。原因在于,当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备时,不仅两国家庭的风险分担程度下降,而且实际汇率调整相对消费的能力也被削弱,在此条件下,央行更应关注汇率波动对本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贸易失衡、不完备金融市场与中国开放货币政策规则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开放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规则考虑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且汇率波动的政策反应系数为0.137,远高于国际金融市场完备时的估计值。原因在于,当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备时,不仅两国家庭的风险分担程度下降,而且实际汇率调整相对消费的能力也被削弱,在此条件下,央行更应关注汇率波动对本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美联储加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周期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亟需加强政策监管。文章构建一个包含跨境资本流动审慎监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系统研究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并深入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双支柱”政策应对效果。结果显示：第一，美联储加息产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导致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造成经济下行。第二，面对美联储加息，小幅跟进式加息能缓解产出波动，但不能缓解汇率、跨境资本和资产价格等波动，而大幅加息对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都较大；“双支柱”政策相比加息政策有明显优势，既能抑制跨境资本流出，又能降低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第三，社会福利损失分析表明，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钉住产出、通胀和汇率波动，宏观审慎政策钉住跨境资本波动；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增大，社会福利损失逐渐减小。     

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差额——基于TVP-VAR-SV模型的动态影响关系分析

文章应用贝叶斯框架下的TVP-VAR-SV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以来美、日、欧等主要国际货币区的货币政策(文章简称为"国际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经济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我们发现国际货币政策在方向和力度方面的调整和变化能够通过其与中国的利率之差表现出来,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贸易差额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首先,从影响的程度来看,国际货币政策在推出或退出等方向性变化时溢出效应尤其明显;其次,从时间上来看,国际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差额在不同时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对中外利差的变化非常敏感,而人民币汇率和贸易差额的变化也会引起中外利差随时间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贸易差额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倒J曲线"效应,显示汇率弹性理论在中国并不成立。     

基于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货币政策操作策略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人民币存在持续升值压力的背景下,我国央行逐渐形成了以冲销性干预为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冲销性干预对汇率长期走势、经济货币化比率和通货膨胀影响不大,但在缩小汇率短期波动、加速外汇储备累积和推高利率方面作用明显。2006年后法定准备金率作为主要冲销手段被不断提高,2010年后随着汇市干预力度的下降,准备金冻结基础货币过多的现象日益严重,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带来了一定的货币紧缩效应。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因素共同作用下,201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均衡波动态势,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改变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减少汇市干预,逐渐降低准备金率,加速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并充分发挥其调控手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