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扩张、经济增长与债务危机

政府债务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关注.特别是经济危机后,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提高,本文利用2004-2016年季度数据研究中央政府债务债务与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央政府债务规模持续增加,但占GDP比重缓慢下滑,中央政府债务风险较低,相反地方政府债务占比和风险持续上升.中央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是政府筹资投向、 挤出效应和投资效率等多方面原因的结果.政府债务与货币供给存在相互配合效应,债务增加对货币供给量存在促进作用,债务增加是货币供给量增加的重要推动力量,央行的货币政策规则应该考虑政府债务的影响.     

救助预期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基于城投债利差的证据

救助预期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定价扭曲,生成系统性风险。如何打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兜底是化解当前中国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关键。本文从城投债利差的视角,结合PPP项目规模数据,检验了2014年以来新《预算法》等一揽子治理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兜底被有效打破,但地方政府对其隐性债务的担保仍然存在。政策之后,城投债利差开始反映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表现为地方政府人均公共财政收入越高,PPP项目规模越小,房地产价格越高,城投债利差越小。这表明,硬化预算约束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地方政府角色归位是风险治理的关键,宜有序推进财政体制与经济增长模式改革,进一步贯通城市建设与市场化投融资间的机制通道,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与债务负担的平衡。     

我国防控潜在地方债务危机风险的对策

面对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施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有一支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运作起来的地方债务。长期掣肘于财政收入的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充分运用这种融资的便利性,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债务规模迅速扩     

债务高企、风险集聚与体制变革——对发展型政府的反思与超越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债务的形成机制,指出体制性因素是债务高企的根本原因。这一体制性因素可概括为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以及中央政府的最后兜底。文章通过引入国企与政府补贴的BGG模型,刻画了中国债务形成的体制性原因。计量模型分析也发现:导致宏观杠杆率攀升的因素中,体制因素更为根本;在较低收入阶段,公共部门债务特别是政府债务对增长的不利作用较小,但在高收入阶段,以政府和国企体现的公共部门杠杆率对增长和效率的负面作用明显增强。这表明,随着中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赶超的传统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就本文的主旨而言,这意味着:需要破除政府兜底幻觉,强化国企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确立信贷资源配置的竞争中立原则,完善退出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总之,要超越发展型政府,使之成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政府债务 、期限溢价与货币政策选择

近年来,中国政府债务迅速扩张,由此产生的影响和风险引起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政府债务多以长期债券形式存在,其扩张必然会对长期债券市场造成较大冲击,进而影响期限溢价.文章以期限溢价为切入点,构建DSGE模型研究了政府债务扩张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及机制.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政府债务扩张导致期限溢价上升,长期利率上行,社会融资成本上升,投资活动被挤出,产出减少.文章进一步研究了政府债务扩张下的货币政策选择问题,发现盯住期限溢价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政府债务扩张所导致的扭曲,提高社会福利.文章的研究为理解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政府减少其债务扩张所导致的扭曲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政府债务：历史方位、层级结构与区域格局

基于全球视野才能对我国政府债务的历史方位、层级结构与区域格局形成全面准确的认识。通过对政府债务状况的国际对比,主要发现三个结论：首先,中国政府债务目前仍然基本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方位,与发达国家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政府债务状况基本也是一致的,虽然负债率和债务率相对略高,但也在合理范围内;其次,相对于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状况不容乐观,中国地方债务在政府债务规模中的占比要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显示出地方政府受到的预算约束较弱,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较强;最后,我国地方债务的区域格局很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既反映在债务负担状况本身的地区分布上,又反映在债务负担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背离关系上,虽然相对于未纳入预算之前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我国地方政府适度债务规模与偏离度问题研究

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本文以因子增强阀值模型为方法论基础,分析了2008~2013年我国30个省份的政府债务适度规模和债务偏离度。结果表明,我国20个省份存在适度债务规模,但实际债务规模偏离了适度债务规模,且不同地区间的债务偏离度出现分化。新型城镇化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需要解决增量投资效率问题和控制债务风险。长期看,推行市政债是预防和控制该风险的有效制度安排。     

基于全口径政府债务率数据的 我国最优债务率估算

本文在充分考虑中央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基础上,根据审计署的统计口径,详细测算了我国政府的全口径债务规模,进而估算我国最优政府债务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政府债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9年中国政府债务率达到4028%,创历史最高;我国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率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我国最优债务率在334%~346%之间。目前我国政府债务率高于最优债务水平,说明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偏高。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与融资平台转型之路探索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其建设过程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大量资金,还要配套其他公共服务.但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无法满足城镇化建设需要的大量资金,而地方政府的融资受到法律限制,于是地方政府通过成立大量的政府平台公司举借政府性债务,长期以来膨胀到一定规模,政府债务风险不断积累.在此背景下,中央和国务院自2014年起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要求规范地方政府融资举债机制,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职能.基于此,本文在城镇化背景下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分析,探讨政府融资平台的转型之路.     

如何看待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正>当前中国政府债务的规模和结构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统计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例）是273%，其中可以分成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负债三部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是62%，非金融企业杠杆率161%，政府部门杠杆率约50%。其中，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20%，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30%。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与防控探究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呈膨胀趋势,控制地方债务风险已成为我国当前较为迫切的任务之一.本文首先分析了近几年我国地方债务状况,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暗藏风险;然后对地方债务进行风险指标测试,测算结果显示出我国地方债务规模已处高位,应该引起足够重视;进而在分析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相关政策的基础上,推断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为防患于未然,有效控制风险扩张,最后提出了有效控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长短期举措.     

解决地方债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债券化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大规模膨胀的过程.1978年～1992年,中国经济转轨的前期阶段,地方举债受到严格控制.1992年以后,我国开始步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凸现.1994年财政改革分权后,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在1998年～2004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地方政府被动增加直接债务.2004年后,地方政府债务迈入"大跃进"阶段.其间,2004年～ 2007年,中国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但每年还是出现大量赤字.地方政府债务呈现债务规模庞大,扩张普遍较快;县乡政府负债沉重;债务来源多样,债权主体不断扩散;债务关系复杂等特征.2008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及国内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呈现城投债井喷的新态势.     

基建投资的资金从哪来?

2015年,中国新预算法正式实施,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被关进“预算的笼子”,要求增量债务需通过地方债券的阳光渠道.2014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得到阶段性的缓释.按照2015年经济增速目标和地方政府收入初步测算,2015年要实现7％左右的增长目标,基建投资增速需要保持在15.7％,对应13万亿元资金需求.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与民生发展

本文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民生发展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检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地区民生发展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且存在一个适度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若达到这个规模即可实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民生发展水平提高的最优效果.因此,在分税制框架下,需要把促进地区民生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纳入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需要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民生发展相匹配.     

纵向博弈、横向竞争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及其治理

本文以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博弈和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为理论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动因,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信息不对称使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并没有形成强力有效的约束,而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则进一步加剧了债务规模的扩张.同时,地方政府举借债务也存在财政分权的体制因素,这集中体现在其举债规模与财力状况相关,而不同财力构成对于举债规模影响存在异质性:一般公共财力是正向影响,而政府性基金财力则是负向影响,显示出地方政府主动举债和被动举债是同时存在的.上述论断为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管控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地理禀赋与债务结构分化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高企正在威胁中国金融系统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重要议题。本文以国务院43号文的出台为契机,采用2012—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不同地理禀赋的城市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反应。研究发现：（1）当中央政府要求融资平台债务与政府信用脱钩后,相较于地理禀赋好的城市,地理禀赋差的城市的城投债发行得到了抑制,但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非标债务却逆向扩张,最终使得其总体债务水平并未下降,甚至显著上升;（2）官员晋升压力会促使地理禀赋差的城市更显著地扩张融资平台债务,特别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非标债务,但是,一旦城市财政压力较大、土地抵押担保力度不足,则地理禀赋差的城市也难以大规模扩张非标债务;（3）债务治理后,地理禀赋差的城市的非标债务扩张行为在中央转移支付水平低的城市以及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表现更为明显,甚至它们还会显著扩张以基建投资为目的的城投债。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在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时,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地理禀赋城市和不同债务的特征,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政策。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我国目前没有法律意义上承认的地方政府债务,因此,在研究政府债务对货币政策影响时,只是涉及中央政府债务。但现实中地方政府间接举债、变相举债种类繁多,规模庞大。地方政府过多举债和支出会削弱中央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能力。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金融资源之争,以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对我国宏观货币政策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基建投资的资金从哪来?

2015年,中国新预算法正式实施,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被关进"预算的笼子",要求增量债务需通过地方债券的阳光渠道。2014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得到阶段性的缓释。按照2015年经济增速目标和地方政府收入初步测算,2015年要实现7%左右的增长目标,基建投资增速需要保持在15.7%,对应13万亿元资金需求。那么,2015年基建投资的资金从哪来?基建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自筹资金(58%)、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原因:制度性解释框架

导论虽然《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发债,但现实中地方各级政府负债存量规模巨大。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根据不同的口径和方法,国内外研究机构测算的中国地方政府债总规模,在1万亿～10万亿元之间。央行的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超过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非常复杂,既有显性债务,也有隐性债务,而且规模非常不透明。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为满足地方财力需要特别是为了完成经济刺激计划,通过设立政府下属的投融资公司从银行体系申请贷款或者发行城投债,成为地方政府债务迅猛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世界各国频繁爆发。经济学家日益关注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