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分析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制度上保障城乡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重要途径。本文对山西省城乡低保制度从低保标准、人均低保支出水平、低保水平的差异性进行分析,认为山西省农村居民的低保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低。山西省应不断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低保标准、提高农村人均低保支出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指标代理法:农村低保对象瞄准新机制

农村低保制度是推进我国农村民生发展的重要制度,而农村低保对象认定是开展农村低保工作的核心。在现有的瞄准机制下,农村低保对象瞄准偏差较大,瞄准率偏低,"人情保"、"关系保"等现象频发。因此,为了提高农村低保对象瞄准率和解决目前瞄准机制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具有特色的低保对象认定方法——"指标代理法"。"指标代理法"能够有效提高农村低保瞄准率,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将其广泛应用于城乡低保对象认定中。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实现低保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社会保障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经阶段。目前城乡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城乡低保在立法、管理体制、资金筹集及待遇方面差异较大,影响低保制度统筹发展的步伐。提出完善低保立法、统一管理体制,整合经办力量,规范财政投入,建立统一的低保待遇调整机制以及加强低保制度的内部衔接等建议。     

低保救助制度碎片化问题浅析

低保救助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社会救助里程碑式的一站,尽管低保制度的实施使得国民基本生存权得到了应有的保障,但缺乏统一法律规范下的低保制度碎片化现象也逐渐显现,其制度安排二元分割分治,制度实施地区分割分异,越是经济落后的区域,低保水平越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应该有公平、正义的低保制度兜底,应通过一体化的低保制度安排与分类救助来实现。     

论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难题与解决办法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有时简称"低保")制度自1993年创建以来,已经实施了10年。可谓是初具规模。但是由于历史以及种种现实原因,导致低保制度本身以及推行及其困难,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低保制度的定位,从而归纳出低保制度的缺陷。最终提出解决方案,以期尽快完善低保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与减贫效果分析——基于北京、河南、山西三地的调查

本文基于在北京、河南、山西三地所做的实地调查,分析我国当前低保制度的瞄准效率、减贫效果以及影响贫困户获得低保的因素,重点考察低保附加值对减贫效果的影响。我们发现低保制度存在较大的瞄准偏差,并且保障水平没有严格按照补差标准实施,降低了低保制度的减贫效果。在考虑低保附加值后,低保制度的减贫效果略有上升,其中北京地区提高幅度最大。此外,深入访谈结果表明制约低保制度瞄准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很难核实家庭收入,特别是务农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建议推广代理家计调查的瞄准方法、提高低保标准和保障水平、完善监管机制以及加强基层队伍建设。     

最低生活保障对居民消费的驱动效应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更加重视国内居民消费的作用.本文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模型(LMDI)对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驱动效应.将驱动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三个维度,结果表明:城乡低保的驱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城镇低保的规模效应和效率效应是驱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低保的规模效应是驱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城乡低保的结构效应和农村低保的效率效应都有待提高.因此,应采取扩大低保资金投入规模,缩小低保标准的城乡差距,制定合理的低保给付标准等措施以改善低保的驱动效应.     

低收入家庭现金转移支付的消费刺激作用——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本文考察对低保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的刺激作用。估计结果显示,对低保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家庭总消费。人均低保补助每增加1%,人均家庭总支出提高了0.159%。现金转移支付的消费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上。对于消费性支出,对低保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仅仅增加了低保家庭的食物支出,衣物、家用电器、教育、娱乐等支出并没有增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低保家庭的消费刺激作用在农村地区体现的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低保家庭仅增加了食物支出的原因是由于低收入家庭的高储蓄倾向、社区居民监督以及福利依赖效应。低保家庭获得的现金转移支付每增加1%,家庭储蓄率增加0.350%。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低保制度、提高低收入居民福利具有借鉴意义。     

甘肃省农村低保标准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

甘肃省是典型的西北欠发达省份,基于ELES模型,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出发,采用2010-2014年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截面数据,测算甘肃省农村低保标准,并引入恩格尔系数算法检验测算结果;发现甘肃省农村低保实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仅能满足食品需求的现行农村低保标准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范围广、水平低的不合理现象,现行单一的农村低保标准无法满足需要的异质性等问题;提出了转变理念、创新方式、走积极的低保道路,建立低保标准与保障水平间的平衡关系,构建多层次低保标准体系,强化农村低保基层工作建设等对策。     

安陆市对低保对象实行动态管理

2003年,湖北省安陆市对低保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切实把生活最困难的人员纳入低保。对群众举报、实际调查发现生活条件改善,不符合纳入低保政策规定的人员,及时从低保名单中清除。截止6月底,该市享受低保的对象共2937户,8336人。清除不符合低保政策人员631人。一直以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往往是能“进”不能“出”,一些低保对象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后,仍然守着低保政策不放,与此同时,又有相当一部分生活艰难的居民却无缘低保。为此,安陆市决定,对低保对象实行动态管理,打破一成不变的局面。为切实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从2003年1月份起,…     

农村低保如何把好事办好——来自赤壁一线的实践报告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简称农村低保，保障的是低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特困群众的基本生活，是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基础工程。总结农村低保工作的经验做法，研究农村低保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标群体、政策设计与城市低保救助水平——基于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借鉴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理论,从低保人口类型比例角度拓展城市低保救助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低保救助水平受到当地城市低保救助对象中不同类型群体比例的显著影响,低保残疾人和失业人员比例较高的城市,其低保保障标准和人均支出水平相应上升;但低保女性和未成年人比例的增长,与城市低保人均支出水平呈现显著负相关。地方城市低保政策设计凸显目标群体差异化救助逻辑、工作伦理和国家辅助性原则等特征。要针对重点人群适度提升社会救助水平,关注社会救助政策中的儿童和性别视角,建立低保保障标准和人均支出水平的增长联动机制,扎实筑牢低收入人口共同富裕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低保制度功能定位的制度变迁与合理取向

低保制度是维护社会底线公平、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国家治理机制。在低保制度变迁的历史中,低保最开始是作为国企改革的配套和利益受损群体的补偿,之后在政策实践中出现了制度异化和功能错位,甚至相互攀比。新常态下,低保制度也应当不忘初衷,托住底线,继续前行。建议如下:第一,坚持低标准,使低保制度回归本位;第二,警惕民粹主义,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使民众福利预期回归理性;第三,多中心协同治理,多方主体合理归位。     

会昌县政府债务累积额的三分之一已消化

今年以来,湖北省赤壁市取消了已不具备城镇低保条件的低保户481户,涉及低保对象1771人,节省资金22万元。与此同时,调整低保对象1897户,涉及低保对象3822人,其中降标13户计18人,新增具备低保条件的低保户174户,涉及低保对象467人。从四月份开始,该市民政、劳动、工会部门联合对城镇低保对象进行了为期2个多月的拉网式核查,严格按照“有进有出、动态管理”的原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否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

关于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有关低保研究的信息,但是有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否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即使有些文献提及低保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却没有深入分析二者的关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如何影响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仍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空白点。这不仅关系到低保对城镇居民收入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减贫效果分析

利用福利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劳动力供给和贫困的影响,并运用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协整分析农村低保制度对劳动力供给和减贫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低保制度会减少劳动供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迁移式扶贫政策和农民市民化政策的引导下,农村低保制度会促进劳动供给;农村低保支出对农村的减贫效果较差,产生"负向激励效应",虽然能够缩小农村贫困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此外,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制度并不是减贫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才是减贫的主要动因。农村低保制度要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功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提高农村低保制度的减贫效率。     

低保瞄准的精准化与农村低保治理转型——基于鄂东W村的实地调研

低保对象的瞄准是决定低保制度反贫困效果的关键一环,而社区评议和家计调查是低保瞄准的两种主要机制。本文通过对鄂东W村的实地调研,发现社区评议机制在实践中面临着严重的瞄准困境:一是管理粗放导致分配不公,二是监督薄弱导致瞄准偏离。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引入了家计调查机制,具体做法是引入"虚拟收入"的计算方法和大数据核查,大大提升了低保瞄准的精准化程度。从社区评议向家计调查的转变反映了低保治理从低成本的模糊治理向高成本的精准治理的转型,其深层动力在于国家治理向规范化方向的转型。     

湖南冷水江:规范低保管理“严把四关”

正2013年,湖南省冷水江市开展了城乡低保"阳光工程"活动。全年共发放宣传资料11000份,召开低保评议会300多次,评议1860户,开展低保户清理,清退了一批不符合条件的低保户,取消388户家庭1224人的低保待遇,年节减财政支出139.7万元,开展入户调查6500次,对7520户城市低保对象、4621户农村低保对象全部进行年检,对新增低保对象建立了严格的准入制     

最低生活保障对收入贫困和消费支出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乡低保政策的瞄准效率、减贫效果及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和福祉改善的影响。结果表明:低保的瞄准效果在农村不如城市,中部地区不如东部和西部;低保对缩小贫困差距、减轻贫困程度的影响大于对降低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低保的减贫作用受到政策瞄准误差和保障水平的约束;整体上低保家庭并没有将收入优先用于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是用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相比非低保家庭,东部和中部的城市低保家庭倾向于将收入用于教育的投资,农村低保和中西部城市低保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费用更高。因此,应提高低保政策的瞄准有效性和保障水平,加强低保政策与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政策的衔接,逐步实现城乡统筹,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性和长效性,充分发挥低保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     

我国城市低保家庭脆弱性的比较分析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已经10多年,在对这一领域的诸多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城市低保家庭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影响因素是什么？城市居民家庭潜在风险是什么？本文试图引进脆弱性作为贫困分析的总体框架,通过一个全国性调查样本的分析,来定量考察城市低保家庭整体性的贫困。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低保家庭脆弱性表现在：从业上的不利;由于收入和支出上的劣势导致的生存脆弱性;教育投入和子女营养的双重不足的发展脆弱性;城市低保家庭存在多种潜在风险;低保家庭父辈和子辈在收入、就业、职业和社会资本方面有很强的传递性。为此,本文还探讨了城市低保家庭长期贫困的内在机理,提出了加强低保家庭的分类管理和个案管理,开展长期性和临时救助计划,提供全面救助服务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