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试图论证,天下观点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它意味着一种中国式的兼容普遍主义,这是比温特所谓的西方政治的"三种文化"更有潜力解决冲突问题的"第四种文化"。与此相关,以关系为分析单位的中国存在论为兼容普遍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     

天下主义·天人合一·社会主义

就世界层面而言,社会主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使世界生产力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和发展,消灭国家、民族之间不平等的剥削关系,消除南北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天下主义”、“天人合一”作为文化上的终极关怀,就解决世界和平与全球性的生态安全方面与社会主义具有一致性,共同服务于人类彻底解放的崇高目的和人之为人的理想境界。     

天下主义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章概述了天下主义的概念与内涵,阐述了天下主义在当代的意义,分析了天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认为应在天下主义的当代视域下,来解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围绕思想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展开分析。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真研究我国的地缘政治问题和对外资本市场问题,最终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天下主义的惠及。     

中国式现代化的天下情怀

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干什么”以及“怎么干”,是时下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强烈的天下情怀。在中华文化中,“天下”一词有着丰富的内涵。在现代语境下,“天下情怀”具有更为深刻的时代意蕴。责任、使命与担当,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天下情怀的三个关键词。从“是什么”的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由具有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决定了其是肩负造福中国人民、推动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解放等时代重任的现代化;从“干什么”的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同于以资本为中心、贫富分化严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相协调、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对外扩张掠夺的西方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以挣脱不幸、独立自强、和平发展为崇高使命;从“怎么干”的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天下担当的现代化,有天下担当要有大视野、大胸襟、大气度、大格局,其集中体现在挺起中国人民精神脊梁、挺起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挺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天下担当。     

论天下思想中的政道与治道

从政道和治道的概念区分,作者研究了时下流行的天下思想。天下思想中的政道体现了古代中国关于天下的政权结构与世界秩序的基本模式,而其治道则是关于古代中国对如何治理天下共同事务的一种文化精神。当前学者利用天下思想的政道模式,力图复活西周以来大一统的天下秩序,为世界建制。然而,由于不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外交需要,它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存在一定疑问。当前世界在努力谋求共治而非致力于更为革命性的世界政体转型。由此天下思想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其治道精神。它根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符合全球治理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于传统和现代精神的有效结合。作者试图利用儒家治理天下的基本理念提出一种合作共治的天下观,其主要内容包括整体性的世界观、伦理取向的秩序观、包容性的认同观、以絜矩之道为原则的交往观和普遍性的责任观。     

天下理念:另解邓小平的国际政治理念——由“和而不同”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

当前世界形势纷繁复杂,各种不同力量交错冲突,迫切需要找寻一个被共同认可的国际政治理念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而邓小平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作为这一国际政治理念即天下理念的现实表现形式,有它的理论和现实基础。而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话机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金融监管困境解读

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准入和金融服务的特殊主义现实,依据制度变迁理论,阐发了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困境－加强监管与金融风险积累,信贷紧缩并存的内在逻辑。本文得出三个结论：1．在特殊主义准则下,监管困境的存在是内生的;2．实行金融准入和服务的普遍主义准则才是解决中国金融问题的根本出路;3．普遍主义的推行有其内在次序。     

天下无贼

有研究证明，出门前夫妻间吻安，外出的安全系数将大大提高。而中国人不信这邪，最多道一声：我走了。拎包就走。回答是：早点回来，超过七点我就去单位找人，看是你丢人，还是我丢人。国人把贞节和忠诚看得重于泰山，嫁你归我，娶我归你，谁也别想在外面玩那利格愣，堕入家门，就断了那根骚筋，再憋屈也得从一而终，生死相依。虽不是基督徒，却兼具基督徒的无限守则。     

试论“天下体系”的秩序特征、存亡原理及制度遗产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合作本位与竞争本位的二分法视角,作者对东方"天下体系"与西方国际体系的特征进行了综述和分析,并用基于自然禀赋的社会交往网络对上述东西方的分野做出了解释。东方各国较早确立了对儒家礼制的认同,为以中国为核心的国家间合作形态"天下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便中央王朝更迭不断、周边国家兴衰频仍,"天下体系"的合作网络依然会在儒家礼制的基础上自我修复。与之不同的是,发轫于"群海联合体"的西方文明,则在长期的海运贸易交往中形成了竞争本位的文化基因。在同质竞争的压力以及在想象中的东方繁华世界之吸引力的双重作用之下,西方世界凭借其技术进步,发起对东方世界的冲击。从静态博弈的观点看,以合作为本位的东方世界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动态演化博弈的分析结果表明,"合作"仍然是一个演化稳定策略,这为现代中国继承"天下体系"以合作为本位的制度遗产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中国继承制度遗产和创造性转换的前景也从理论上"预言"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即中国可以基于和平共处原则而参与建立新的国际准则以取代基于弱肉强食的现行准则这一进程。     

当代价值冲突的实质及其启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冲突日益呈现,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价值差异和多元自身并不必然导致价值冲突,而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价值差异现象而引发的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对立,将自己的价值原则取向绝对化造成的.因此,应该构建新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     

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简要回顾

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效仿苏联模式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主义政府;此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经历了行政分权、放权让利的政府职能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以后,建立廉洁、高效、法治、责任的服务型政府成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     

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

近来,中国思想日益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这既是为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拥有制度性权力来推行它的世界观。"天下"这个概念引起关注,既因为它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治理国家和理解自己的关键,也是因为对天下作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的讨论在21世纪正再次流行起来。作者通过考察"天下"这个概念来理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作者首先概述当前关于"大度"的和"无外"的天下体系的流行讨论;然后考察几个因对"天下"的解读方式而引起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它对待"他者"的方式何以会鼓励异己的皈依,而不是导向对异己的征服;最后指出,受天下观冲击最大的不是世界政治,而是中国的国内政治,因为后者模糊了帝国和全球化、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概念边界。     

张骞出使西域于华夏“天下观”之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是华夏民族历史上首次官方性大规模的对外交流活动,其开辟了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通道,也为汉王朝开疆扩土千万里,更重要的是刷新了华夏民族对于世界的认识。通过分析探讨张骞出使西域,得出其对于华夏民族天下观所产生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一个简要的综述

本文综述了目前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一些研究成果。综合看来，人们对于人民币是否被严重低估并没有取得十分一致的结论；人民币的汇率调整涉及到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升降、从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改变为较灵活的可以浮动的汇率制度、改革结售汇制度和资本项目的管制三个方面，各个文献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先后次序。     

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来,中国思想日益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这既是为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拥有制度性权力来推行它的世界观。"天下"这个概念引起关注,既因为它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治理国家和理解自己的关键,也是因为对天下作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的讨论在21世纪正再次流行起来。作者通过考察"天下"这个概念来理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作者首先概述当前关于"大度"的和"无外"的天下体系的流行讨论;然后考察几个因对"天下"的解读方式而引起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它对待"他者"的方式何以会鼓励异己的皈依,而不是导向对异己的征服;最后指出,受天下观冲击最大的不是世界政治,而是中国的国内政治,因为后者模糊了帝国和全球化、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概念边界。     

“天下”观向“万国”观转变之开启——以利玛窦来华为主的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政治文化观念。以往学界的观点,普遍认为天下观念的转变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本论文则突破以往观点,认为晚明以来就出现了天下观念转变的迹象,该论文以利玛窦来华事件为中心,通过对他的在华活动的研究,认为他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而且开拓了中国人对外域的认识,触发了中国人对异域文化和异域人文形象的重新认识,也由此开启了天下观念向世界万国观念的转变。     

中国崛起的认识论及其叙事衍生

从自我认同与群体归属两种需要的分析视角,作者得出了四种观察中国与非中国之间关系的视野:国家、亚洲、文明与天下。其中,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观察非中国的视野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如果继续按照自我认同与群体归属两种需要的区分,我们可得出国家权力、霸道、主权身份以及中心-边陲四种叙事的文本。简言之,看待中国崛起不是一件纯粹的客观之事,而是涉及观察者的群我关系之深层需要。中国研究不仅是一个应该适应国情并随之调整的方法论问题,而且它还涉及知识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国与非中国关系所涉及的群我关系。群我关系的形成与认知须靠文化形塑,进而使行为主体形成对中国崛起的认识角度与文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