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程项目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政府工程本质上最终所有权属于全国人民，从主体间关系看，最初委托者（全体人民）与最终代理人（项目公司）之间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人民委托中央各级地方政府，政府委托建设主管部门，再由其委托项目主办方至项目公司。本文对单层委托代理关系和两层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代理成本和项目风险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房地产调控困局的政府间博弈研究——基于委托-代理视角的分析

在委托—代理视角下,由于分税制改革所带来的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的不一致。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致使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被扭曲。本文基于政府间的静态条件下纳什均衡博弈和委托—代理视角分析房地产调控难的主要原因,以期对于政府的房地产调控失效问题做出解释。     

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由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来提供公共服务,当务之急就是要发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作用,重要途径就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本文旨在分析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为求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进一步实现职能转变,优化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能分工。     

新时期中央—地方政府权责优化的总体思路简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分权而形成的政府间关系在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中央政策难以落实、市场封锁、条块分割、行政低效等,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政府权责关系优化的相关改革,加强政府间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     

新时期中央—地方政府权责优化的总体思路

正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分权而形成的政府间关系在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中央政策难以落实、市场封锁、条块分割、行政低效等,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政府权责关系优化的相关改革,加强政府间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我国政府间权责关系配置的原则思路政府间的权责配置是指在国家公共权力系统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如何     

论政府经济行为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经济行为与私有部门中的经济行为一样广泛地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等原因,政府经济活动中出现了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等代理问题。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我国政府经济行为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其代理问题进行剖析,并对其代理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思路,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的有效性。     

重构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地方收入体系

近年来"营改增"等税制改革使地方收入体系的重构迫在眉睫。目前的地方收入体系存在着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收入划分不合理、政府间转移支付有待完善、省以下地方收入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重构地方收入体系要基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公权与公民三方面的关系,既要关注过渡期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又要明确改革的长远目标是要重构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地方收入体系。     

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的思考

我国自1994年起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史上一次重大制度创新。经过九年多的实践与探索,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运行平稳、成效明显,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逐步规范。尤其是2002年中央成功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进一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政府间财政关系日趋完善。但是在分税制改革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间财政支出职责划分不够明晰,收入分享还不尽科学合理,转移支付结构不够优化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深化改革,需要在实践中加以研究解决。笔者拟结合地…     

关于改革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制度的思考

1994年税制改革确立了新的中央与地方税收权限划分模式,对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分配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现行的税权划分方式还存在一些问题。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税权划分关系,对进一步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处理好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财政体制变迁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财政体制改革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从财政体制改革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财政体制变革为背景,分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随之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提出合理而完善的财政体制是形成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根本途径。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获取     

分税制改革、城市偏向与中国农业增长

分税制改革因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而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当农业税费全归地方财政收入,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而经济增长又成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主要指标时,面临财政压力的理性地方政府会强化其城市偏向程度,从而损害农业增长。本文运用1978至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压力对农业增长特别是粮食增长产生消极影响;非本级财政收入因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而有助于农业增长;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资金的依赖则不利于农业增长。历史和经验证据支持了分税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城市偏向的观点。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食品安全规制研究

在食品安全规制中,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与当地食品企业合谋,从而导致规制无效。基于此,文章从非对称信息的角度,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食品安全规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发生合谋的条件,并通过模型研究得出了中央政府加大查处食品安全事故的概率、加大对食品企业和地方政府合谋行为的惩罚,能够显著提高食品安全规制效果的结论。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对策。     

基于文献量化分析的中国创业政策差异研究——以北京，上海，重庆为例

政府制定合理的创业政策对于创业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央政府和北京、上海、重庆三市地方政府1994年-2017年间颁布的创业政策进行整理分析,采用政策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对政策文本内外部特征进行分析,描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创业政策的差异,进而总结了政策差异与创业发展实践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创业政策发文时间的初始颁布年份和密集颁布年份存在差异;政策发文单位的层级和部门存在差异;政策工具使用的目标、重点、思路和时间存在差异;不同地区创业政策导向的差异影响了地区创业活动的开展。     

“省管县”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税权配置优化问题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分析

本文以当前"省管县"体制改革为背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既定的分税制框架内,研究省以下政府间税权配置问题。通过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间税权配置分析和经验借鉴,确立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权配置的原则,提出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权配置优化的基本思路。     

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本文通过对公共领域投资体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问题的分析,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投资中的责任与财力不协调,以及政府过多进行公共领域直接投资是目前我国社会体制建设、社会转型的最大难题,并提出必须通过改革,来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领域的责任与财力匹配机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逐步把社会组织培育成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之一。     

地方政府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一个三方博弈的解释

随着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关FDI规模是否适度的问题就值得关注。本文利用缺口理论,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外商直接投资者三方的博弈分析,探讨了FDI规模问题,以此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FDI规模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得出FDI规模问题实质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结论。相应地,解决FDI规模问题就需要中央政府清理整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招商优惠政策。     

基于政府间博弈竞争的越界流域水污染治理困境分析

论文基于政府间博弈竞争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同级地方政府间博弈竞争在越界流域水污染治理中的策略性行为,通过对双重博弈竞争模型均衡结果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对辖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概率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和处罚力度,而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处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不治理,地方政府间的"囚徒困境"导致流域水污染越来越严重。首先,要构建强有力的流域组织协调机构;其次,要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第三,要构建流域水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     

Competitiveness, partnership — and democracy? Putting the “local” back into London government

The division of the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ment in London has been a constant source of friction and debate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wake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Greater London Council,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waited for the corporate sector to take the lead. When this failed to materialise, a complicated array of unelected agencies and partnerships were constructed to promote London, deliver services and allocate expendit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se organisations and examines proposal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an elected strategic authority for the capital arising from the election of a Labour government in May 1997. While pointing to considerable organisational innovation, for instance in the setting up of the Government Office for London, it is argued that, during 18 years of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the emphasis on policy delivery through a variety of discrete partnership agencies deliberately overlooked issues of subsidiarity and local accountability. Thus the debat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London reflects substantial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Labour government's proposals for a strategic author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will require a substantial reallocation of powers and functions between a number of overlapping and competing agencies and a redefinition of what are legitimately local and central functions.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力与人力资本投资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处在日益增加的激烈竞争环境中。政府竞争力被看做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竞争力是由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合力形成,地方政府竞争力的强弱势必影响政府整体的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因此,对地方政府竞争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地方政府竞争力差异因素分析,说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力与人力资本投资关系,并得出结论: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     

What explains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charitable behaviors?—A story of dynamic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s and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studies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charitable behaviors by exploring the dynamic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firms and local governments. By using three waves of a nationwide survey of private firms in 2002, 2004 and 2006 from China, we provide robust evidence that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with access to preferential loans from state-owned banks when their businesses first started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donation and anti-poverty programs organiz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ffects of such loans are more pronounced for small firms and firms in regulated industries.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this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is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rather than an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which declines in importance in areas with better legal institutions and in regions with change of local leadership. Finally, there is evidence that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charitable behaviors are also motivated by political returns and oth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