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对2009~2018年10年间的工业行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不深入的情况下,其技术进步是依附并适应跨国公司而取得的。若代工企业处于价值链上游,会过多地分割跨国公司的市场,对技术进步造成不利影响。在全球价值链中,很多行业的技术进步与嵌入深度为非线性倒U型曲线关系。建议各行业主动转变低端的生产参与模式,全方位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充分发挥自贸区试点作用,纵向扩展对外开放程度;借助国际会议交流机会提升国际话语权以参与构建更公平的国际经贸准则。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 Index）,本文首先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角度对2000—2014年中国整体及不同类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生产长度和位置进行测算,关注金融危机尤其是2011年后中国参与GVC分工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行业研究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GVC分工方面：中国整体行业后向参与度远高于前向参与度,两者均呈现“M”型演变趋势并于2012年之后下降;整体行业参与GVC分工的位置居于下游,呈“N”型变动趋势并在2012年后回升;制造业GVC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GVC分工位置更高;高技术行业的GVC参与度和位置都高于中低技术行业,光电设备等高技术行业前向参与度有所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方面：不同行业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行业位置指数尤其是后向参与度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一次跨境的简单GVC对就业的正向拉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前向参与度;与整体行业不同,相对于服务业与中低技术行业,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位置的提高将促进就业;服务业前向GVC复杂生产长度以及整体与细分行业的简单GVC都与就业正相关。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实现中国GVC升级与同步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

研究目标：考察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研究方法：采用2000~2007年中国企业面板数据,通过生存分析模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全球价值链（GVC）的企业数量大体呈上升趋势,企业总体嵌入GVC的持续时间较短,均值为1.827年,且随着持续时间增长企业生存的危险性逐渐降低。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GVC中的生存率更高,风险率更低,持续嵌入GVC的能力更强。出口发达国家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具有较好研发能力、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小、年龄较小的企业退出GVC的概率更低,嵌入GVC的持续时间更长。研究创新：构建企业层面价值链嵌入程度指标,并运用生存分析创新性地考察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进入退出行为。研究价值：对评析贸易开放的利得以及寻求“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持续经营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OEM企业突破俘获型网络的升级路径研究

OEM企业以代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GVC)由低端向高端升级时,会遭到跨国公司的封锁,形成俘获型网络。本文通过OEM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建立以GVC附加值分布、空间分离度和升级模式为维度的OEM企业升级路径模型,并提出6条主要升级路径。OEM企业只有积极与全球价值链中间企业进行互动,同时嵌入跨国公司主导和中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技术溢出和知识转移,才能最终实现价值链攀升。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

研究目标：揭示2000年以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位置、竞争力特征,以及与主要经济体在GVC中的双边联系特征。研究方法：采用新近发展的生产分解模型,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两个视角全面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GVC中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部门,已经具备“制造强国”的基本特征,接近GVC的中上游位置。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市场形成了高度的依赖性,同时中国成长为全球中间品的最大供应国,在GVC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角色。研究创新：在一个统一的核算框架下,本文从多重视角首次对中国参与GVC的特征做出系统性的论述。研究价值：本文对于决策部门评价中国参与GVC的成效,研判国际经济关系,制定对外经济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基于价值权力争夺的浙商企业GVG体系自主构建研究

嵌入于全球价值链中的"浙商"企业价值绝对量保持增长、但是价值份额下降的现实,明显背离于GVC理论的理论结论,GVC"升级"事实上是"伪升级"。针对GVC的理论立场与逻辑悖论,文章以价值权力获取为新的价值假设,认为构建自主的全球价值体系,是新一轮全球价值体系重构中"浙商"企业的根本出路。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地位指数视角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不同技术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为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各国不同技术劳动力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本文采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作为刻画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指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参与度及地位指数的提高均缩小了不同技术劳动力间工资差距,服务业参与度的提高缩小了工资差距,服务业地位指数的提高扩大了工资差距;发达国家制造业参与度的提高扩大了工资差距,地位指数的提高缩小了工资差距,服务业参与度和地位指数的提高均缩小了工资差距。选取在全球价值链所处位置不同的五个国家（中国、印度、墨西哥、美国、日本）,对这些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中国和印度,参与度的提高缩小了制造业的工资差距,扩大了服务业工资差距;对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中游的墨西哥和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美国和日本,参与度的提高扩大了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工资差距;而地位指数的变化对制造业及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在这五个国家间存在差异。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组织承诺:工作嵌入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对中国境内企业544位员工的问卷调查,研究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组织承诺关系间员工的工作嵌入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嵌入的"匹配""联系""牺牲"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嵌入的"匹配""联系""牺牲"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组织承诺的正相关关系中中介作用明显。研究结果对于如何提高我国企业员工组织承诺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研究目标：通过对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测定,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其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3~2011年行业层面数据,采用两步系统动态GMM方法。研究发现：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在分行业视角下,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密集型行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行业贸易规模扩大均对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研究创新：本文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和地位进行了全面实证分析。研究价值：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完善企业走出去相关政策机制,着重推动技术密集型企业参与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