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转绵丽”与“纵横豪爽”——婉约派与豪放派词风之比较

古代词家论者仅从词与音乐协不协律来区别婉约派与豪放派,有失偏颇。豪放派突 破音乐的局限而写词的原因,必须从时代环境、社会生活、个人气质等方面去分析。婉约派与豪 放派在题材、意境和情调、表现方法、语言等方面各具特色,对于读者都具有认识价值、审美价 值和艺术借鉴的意义。     

“自我”的复苏与重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女性诗歌写作分析

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诗歌写作开始了崭新的自我建构历程。通过全新的自我想象与表达,女诗人们表现出强烈的参与历史、社会话语重构的愿望与信心,女性意识开始复苏;与此同时,也在不自觉中透露出某些思想的贫弱与稚嫩。     

由“身边文学”到“社会文学”——论宋代才女诗题材的拓展

通过对文献史料的爬梳钩沉，发现宋代女性诗歌有民生诗、丧乱诗、讽谏诗、咏史咏物诗、游仙访道诗等十种之多，说明宋代女性情感已经从“男人与女人”拓展到了“女人与社会”，相应的其诗歌也由内到外的从“身边文学”而变为“社会文学”。     

略论中国诗歌意象的传承性——以“水”、“船”为例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是客观物象和诗人主观情感的有机融合;意象一旦被创造出来并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就使该客观物象具有超越其自然属性的特质,逐渐具有某种约定俗成的相对固定的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基因,古典诗歌意象在诗史发展中不断传承,其象征意义也在一定的变化和不断的重叠中越来越丰富,成为后世表达情感的不变载体。     

中国古代同一历史题材诗歌主题的发展——以咏“三良”诗为例

历代以“三良”为题材吟唱的诗作代不乏人,这一题材在世代传承中一再被改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主题的发展表现为或异化或深化。这种变化超越了文学本身,是作家品格和时代精神的体现,这种发展变化也揭示了古代诗歌主题通变的一般特征。     

论诗歌翻译的“忠实”与“叛逆”——惠特曼《最近紫丁香在前院开放的时候》四种中译文评析

文章通过对惠特曼的名诗《最近紫丁香在前院开放的时候》的四种中译本翻译语言和译作风格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以后的新译提供完善的参考。     

选本与文学权力意志的外化——试论沈德潜诗歌选本批评的“正典”意识

沈德潜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曾选编了多部诗选集,以唐诗为基点,上溯先秦,下探清代,构建了一部比较完整的“诗史”。这部独具风格的诗史,以“温柔敦厚”的诗教立论,重视人品与诗品的合,一,严谨而又通侻认可诗歌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包容诗史“正”与“变”的多种样态,相对降低了唐宋诗之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诗”与“画”的融合——试比较黑塞《堤契诺之歌》与王维“山水诗”的诗歌创作

赫尔曼·黑塞和王维生活在不同时代,分属东西两大不同文化体系,但二者在诗歌创作上有着诸多可供比较之处。黑塞诗集《堤契诺之歌》中所呈现出的"诗"与"画"的关系,与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作特色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创作的相似性不仅源于相近的艺术气质,也与他们相似的人生经历有关。同时,黑塞所受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也拉近了二者精神层面的距离,使得两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比较有了依据和可能。     

“堕落的娜拉”——试比较分析《梦珂》与《沉香屑·第一炉香》

丁玲的《梦珂》和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都叙述了一个＂堕落的娜拉＂的故事,但两个故事的讲法各有不同。梦珂在堕落的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自尊感,基于理性她完成了选择,葛薇龙则是难言的自卑感,一种身不由己的感性因素始终占据了她的心理;丁玲对于梦珂的堕落主要持批判态度,张爱玲对于葛薇龙则是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梦珂》的美学风格是悲壮,《第一炉香》的风格则是苍凉。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是基于两个女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和思想,以及她们对时代和人性的不同把握。     

“不似之似”管窥中国舞蹈的意境——兼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

舞蹈意境的特征 ,在于人体动作在舞台空间和时间当中创造出来的意象 ,这意象是具体的、真实的 ,却又是虚拟的、象征的 ,这和中国画的“不似之似”有共同特点。本文从舞蹈意境“不似之似”的审美特征入手 ,并结合文学与美学内容 ,对中国舞蹈意境的创造作一点粗陋探索。     

论惯例在国际贸易中的性质与功能——基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研究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了惯例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以及该约束力如何体现,但没有明确惯例通过何种途径约束当事人。事实上,《公约》第9条中的惯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当事人的同意构成合同条款;一类是基于公约的规定成为规范性规则。第二类惯例的约束力来源于法律拟制的当事人同意,公约根据"惯例为人广泛知悉并遵守"推定当事人知道或应知惯例的存在,如果当事人没有表示反对,则视为同意惯例对其具有约束力。区分这两种惯例的意义在于,法官在认定惯例是否具有约束力时会有不同的侧重:如果是作为合同条款的惯例,审理的重点就应在于当事人是否达成合意;如果是作为规范性规则的惯例,则应当认定惯例的普遍性以及当事人的熟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