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以来南京城市商贸中心的变迁

历史上南京城内最繁华的商贸空间主要集中于城南沿秦淮河两岸.近代之后,南京城市商业中心由城南一点,发展为城南、下关、新街口三足鼎立.下关、新街口商业中心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开埠通商、国府奠都等政治因素,以及现代交通业的快速发展.     

农村地区汉族祖先崇拜的变迁与现状——以湖南石村为例

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发达体系的民间宗教,祖先崇拜仍然广泛存在于当代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笔者以湖南邵阳地区的一个村落——石村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近代湖南农村地区汉族祖先崇拜经历的繁荣、衰落、恢复过程,描述了汉族祖先崇拜在当代石村所呈现的表现形式。     

绩效与不足:以民国江西农业院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江西农业院在其存在的14年的历史中,大力从事农业科技研究、农业科技推广、农事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江西农村社会的现代化.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尽管民国江西农业院的科技工作者们作出了不懈努力,但农业院的社会和经济绩效都严重不足,最终没有达到复兴农村的目标.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解决“三农”问题,有赖于科技兴农,也有赖于农村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更在于农民本身的参与和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新中国以来民生问题结构性成因的历史变迁——对若干主要变量的实证分析

从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对民生问题的结构性成因进行历史性分析。在认识到结构性问题对民生福利的不利影响的前提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结构性改革对民生福利改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对这一结论进行实证分析和验证,进一步得出结构性改革可以促进民生福利改善的结论,并指出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     

网络技术普及对制度变迁的促进作用——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例

新技术的出现或技术变迁能有效降低制度变迁中的成本。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降低了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执行和监督成本,促进了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制度变迁主体应充分抓住技术变迁带来的获利机会,不失时机地推动制度变迁。     

产权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以家族企业为例

产权制度变迁已经成为突破企业成长“瓶颈”的核心工具之一。本文引入供需均衡的分析方法,认为企业内部产生的“需求诱致”和企业外部历史因素、环境因素的“供给制约”二者的均衡过程就是企业成长的过程。通过分析协调“需求诱致”和“供给制约”,企业可以实现持续发展。本文以家族企业为例,论述了这一分析过程。     

1949年-2008年我国财政支出的变迁——以制度非均衡及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分析框架，对1949年-2008年近60年间中国财政支出制度变迁作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演变至今仍存在制度非均衡的一面，亟待创新。     

反腐败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韩国反腐败制度变迁历程的新制度经济学考察

反腐败模式的演进历程本质上是制度的替代、转换过程。韩国的反腐败制度经历了由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转换的复杂历程。在韩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历程中,收益递增、交易成本和风险不断下降、路径依赖构成了韩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根本逻辑。在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过程中,民主法治、民众意志的觉醒、正式制度的完善和反腐败第二行动集团的出现最终催生出满足韩国政治市场需求的反腐败稳定机制。     

新乡地区网络书店的优劣分析——以孔夫子旧书网为中心的考察

新乡地区作为豫北的经济文化重心,拥有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该地区的网络书店也应运而生,使得新乡地方文献能够借助网络得到更好的保存和传播。利用新乡地区以孔夫子旧书网为中心的网络书店优劣势的考察分析,展望未来书店发展前景。     

民族旅游与族群文化变迁——以四川平武白马藏族为例

旅游已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中国民族地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民族旅游的概念进行剖析。分析了民族旅游发展的特点．基于对四川平武白马藏族的调查研究,探讨了民族旅游发展与族群文化变迁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并就旅游发展背景下族群文化变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大革命前后的苛捐杂税——以湖南为考察中心

学界对清末民初的苛捐杂税往往极为义愤并出以基于公平正义上的声讨,较少全面详细的事实考察和冷静客观的学理探讨.本文主要以湖南为例,对大革命时期苛捐杂税的具体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简要分析了捐税繁苛的三大主因,并指出捐税繁苛直接导致了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迅猛打击土豪劣绅运动的出现.     

江南庙会的变迁——以乐清市大荆“五月十三”庙会为例

随着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的多元的文化元素越来越多地被融入中国的庙会。同样,传统的江南庙会也利用自身的优势制造出更高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从乐清市大荆镇五月十三庙会的变迁,能探寻到江南庙会的发展源流和变化的一些脉络,以及反映江南生活的族群其风俗习惯及社会心理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轨迹。     

浅议民俗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文化变迁——以桂北二村为例

在当前我国民俗旅游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民俗文化正在加速变迁,这自然会影响到我国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广西北部的两个典型的民俗旅游村为个案,以文化变迁为切入点,集中分析当前民俗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俗文化变迁的特征,并探讨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调查证明,只有科学地引导民俗文化的变迁,才能有效地保护民俗文化的内涵,从而使民俗旅游得以可持续发展。     

旅游发展与公共空间的变迁——以阿坝州理县桃坪羌族为例

公共空间是指公众可以自由进入、进行日常交往与参与公共事务的各种场所。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不仅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村寨公共空间的发展轨迹,引起公共空间内的文化变迁。通过对羌族旅游村寨中的公共空间变迁的探讨,指出公共空间是羌族建筑、服饰、仪式、节庆、歌舞、传统工艺品的展示与表演的舞台,是旅游者与地方居民共同活动的场地,地方居民在这里出售民族文化,旅游者在这里消费民族文化。但不管如何变迁,公共空间依旧是体现村寨居民文化认同的主要场地。     

我国税制变迁的历史简析——以专制制度下税收国家时期为例

我国专制制度下税收国家时期看似混乱的税制变迁过程,具有的基本特征是：被社会中具有垄断强制力的阶层左右,不受法律约束,无需通过法定程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概括起来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国家比较强大时,对税制的调整是为了理顺分配,以图国家强盛。此时,在短期内,某一税制能够被强制推行。而从长期看,则会经由社会中个人的自发行为使税制在实施中变形,从而引发变迁。二是在国势衰微之时,国家财政窘迫,为挽回国势,财政支出急遽增加。此时,大多数税制调整,单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而鲜于顾及社会经济的后续发展。最终税制难以推行并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个人行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但最终都会影响税制的衍生。     

旅游影响下的古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陕西韩城党家村为例

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已经对古村落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以陕西韩城党家村为案例区，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人类学涵化理论和社会学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旅游影响下的古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及其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受旅游业发展影响，古村落居民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其态度和行为的改变，是古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在此基础上，为古村落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文化目标，提出了有效的监控措施。     

旅游开发中的价值文化变迁——以晋祠旅游景区开发为例

旅游开发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为旅游地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同时也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文化价值变迁。文章以晋祠旅游景区开发为例,从七个方面谈旅游开发对晋祠文化价值方面带来的变化,以此让我们思考:为了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的道路。     

世界经济思想文明进程中的民国经济思想——以无形资产理论、货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中国海外留学生积极吸纳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成就,进行全新的学术建构,创造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文明的学术体系,彰显了学术的独立性与生命力。其中,留学生在无形资产理论、货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三个方面甚至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辉煌学术成就,影响了世界经济思想文明进程。     

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中国农村金融的负效应研究——以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银行改革为例

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特点。无论是我国的农村信用社的制度变迁，还是政策性银行改革，均体现了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银行逐步商业化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将直面政策性银行和合作金融缺位的无奈与尴尬。农村金融变迁的结果并未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反而降低了金融支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