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机理:出口开放视角——基于长三角城市的面板分析

本文分析了出口开放对中国沿海城市规模增长同时存在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利用长三角城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了出口开放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一方面,出口开放提高了工业集聚程度,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城市规模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结构却限制了服务业发展及其对城市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提高与城市规模扩大显著负相关,政府支出对城市规模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旅游业和绿化水平相对滞后不利于城市规模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它也是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题中之义.     

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MS模型

本文基于入世以来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借助CMS模型,从贸易总量和主要农产品两个层次以及市场需求效应、出口结构效应及出口竞争力效应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韩国市场的增长因素.研究发现,市场需求效应是拉动中国农产品对韩国出口增长的首要动力;出口结构效应制约了中国对韩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出口竞争力效应也难以对出口增长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关针对性的建议.     

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工业机器人在企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其能否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值得探讨。基于IFR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生存的效应与机制。结果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1%,企业生存概率会上升35.60%;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非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效果更显著,政府补贴并未增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同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不同工业部门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存在明显不同,该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东部区域、高科技创新区域企业生存的促进效应更强;从作用机制来看,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出规模扩大均是工业机器人应用重塑企业生存优势的重要渠道。在数字经济时代,上述发现为下一阶段工业机器人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有益参考。     

机器人的应用对我国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

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但鲜有文献从微观的视角深入探究企业使用机器人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基于此,通过匹配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以企业机器人进口作为代理变量,研究了机器人的使用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促进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企业出口升级,在替换度量指标、更换不同维度样本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机器人的使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在本土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技术行业和竞争程度低的行业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降低可变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出口升级。     

工业机器人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分省份面板数据,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实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和工业机器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工业机器人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并且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进一步考虑比较优势,发现高资本密集度有利于工业机器人发挥经济增长效应。从地区异质性角度看,东部地区遵循比较优势,机器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但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都存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情况,抑制了工业机器人的经济效应；最后,进行影响机制检验时,发现工业机器人主要通过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力资本中介效应尚未形成。     

FDI对我国贸易出口额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统计的我国贸易出口额的相关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额与产品的出口规模、汇率与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定量回归分析。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迅速增长的确明显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FDI改善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最后提出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促进结构优化的建议。     

国际友好城市与中国出口贸易*

作为正式协议和制度安排的重要补充，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加强了中外城市之间的信任和深层次交流，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催化剂和助推器。本文从外贸高质量发展视角切入，基于2002—2015年287个中国城市与136个国家或地区的匹配对数据，考察了国际友好城市形成的“朋友圈”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间的出口贸易。研究发现：（1）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协议使得中国城市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提高了100%和116%。（2）国际友好城市的贸易促进效应更多源于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3）除了影响出口集约边际，国际友好城市还从产品种类数和高技术行业所占比例等方面促进了出口扩展边际。（4）以非典和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事件冲击，国际友好城市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城市出口的风险抵抗能力。（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友好城市协议对非“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与地理邻近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促进效应更明显。以上结果得到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国际友好城市的经济内涵以及探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与稳定出口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理论模型,本文认为转型国家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原因与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越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扩展边际越小。利用Tobit模型对1995-2009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效应确实存在。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不完全相同,表明要提高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将目标市场从传统高收入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     

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与贸易扩张:互补还是替代?

利用中国对外投资综合增长率和出口总额增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对我国贸易扩张的积极作用,研究中对数据分别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并讨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创造效应,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增长的Granger原因;在长期,中国出口增长同样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Granger原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的发展,与出口的增长之间为互补关系。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两个角度都得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结论。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入世”是否促进了出口参与?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理论框架,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本研究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多角度的稳健性分析,结果均支持了这一结论;(2)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效应与成本效应两个不同渠道促进了企业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著地推动了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对本土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并且入世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的途径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     

中国OFDI的出口效应：抑制还是促进？——基于21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10年来中国从一个引资大国逐渐发展为对外投资大国。理论上,对外直接投资既可能抑制出口也可能促进出口。本文在引力模型的框架下利用2003年-2011年中国21个贸易投资对象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不显著。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后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轻微抑制了向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但显著地促进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最后对这一差异作出理论解释。     

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城市层面包含人口流动信息的人口结构指标,从微观层面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劳动人口比或抚养比为表征的城市人口结构变动会显著影响出口,城市劳动人口比的提升或城市抚养比的下降会显著促进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表明,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成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人力资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源于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思路。     

创新驱动政策与城市出口复杂度提升——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证据

将创新作为引领对外贸易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十四五”时期中国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策略。本文将国家实施的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创新驱动政策对城市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显示：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出口复杂度,且动态效应随时间推移呈递增趋势。异质性影响分析表明,创新驱动政策对中部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更严格城市以及城市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产品动态调整检验表明,创新驱动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持续出口的高复杂度产品相对份额,并且加速了低复杂度产品退出市场,但对新的高复杂度产品进入市场没有显著影响。影响渠道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政策提升出口复杂度的关键途径,而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未能发挥渠道作用。因此,应引导更多城市步入创新型城市建设行列,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研究述评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微观数据,成功的在同一框架下分析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形成二元边际结构、影响因素和福利效应三个方向的新进展,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文献,但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和新的现象:二元边际定义的不一致、细分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析视角的趋势、综合福利效应不显著的挑战、对扩展边际稳定出口效应的质疑。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提出未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旨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优化

国际人才跨国流动已成为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和趋势,吸引国际人才、分享国际人才红利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2001—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和国际人才流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信息传递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研发促进效应是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优化的主要渠道。(2)虽然国际人才流入没有对企业核心出口产品技术等级升级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国际人才流入显著提升了企业核心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出口额和出口目的地数量。另外,国际人才流入也显著提高了企业新出口产品的平均技术等级。(3)国际人才流入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影响因国际人才流入时间、企业所有制、行业竞争水平、企业地理位置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等因素而存在异质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要高度重视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企业出口的影响,实行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充分发挥国际人才对国内经济发展尤其是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来自多维数据的证据

本文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构造了中国城市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并将中国机器人使用的相关研究从劳动市场拓展至产品市场,定量分析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对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本文采用“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四个维度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的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1%,企业内部产品在海外目的国市场的出口额增长了0.112%,原因是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挤出了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吸纳了高技能劳动者,因此,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并且,机器人使用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最终,企业可以通过“降价提量”的方式推动产品出口额增长。控制“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和采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以上结论均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冲击较大。     

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以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1996-2011年我国对十六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微观层面出口数据,将出口增长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促进机构对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集约边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比驻外使领馆对出口增长发挥的效力更为明显;贸易促进机构对中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产品。因此,我国应增加贸易促进机构的数量,尤其要增设贸易促进委员会。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中美韩三角贸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中美韩三国的三角贸易模式,对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是否存在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利用三角贸易指数刻画了中关韩三国三角贸易的动态演变,并对“韩国出口中国”和“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韩国出口中国中间品-中国出口美国消费品”的贸易模式是中关韩三角贸易关系的实质,并基于此建立了包含美元和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变量的中美出口贸易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长短期内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都受到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即存在显著的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在长期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对美出口有正向的显著的第三国效应,其效应弹性要小于中美汇率双边波动效应弹性并与之方向相反;而短期内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增长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出口?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数据匹配法为2005—2007年1498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经过检验本文有如下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二,与其它投资动机相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三,与其它东道国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最为明显;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第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认识。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

利用1995—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的HS92六位编码数据,采用H-K测度方法测度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由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拉动,但集约边际起主要的贡献作用,其贡献率在2003年以后到达70%以上。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贸易成本、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与中国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贸易成本、人均GDP年增长率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扩展边际具有"稳定器"作用,这为解释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脆弱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具有丰富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