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税收激励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前瞻性有效税率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的发展趋势,从政策工具视角探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因素尤为必要。本文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前瞻性有效税率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其中“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创业导向强化效应”是两个潜在的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前阶段税收激励的效果主要集中在数字化投资转型,并且税收激励对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所处创新环境更好、高新产业、管制性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此外,税收激励与财政激励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且为加大“减税降费”改革力度、推动企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技术引进税收优惠能否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在我国关键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背景下,探究技术引进税收优惠能否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既有助于优化技术引进税收优惠,也能更高效推动企业自主创新。鉴于此,文章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探讨了技术引进税收优惠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从多个维度探究了其异质性。结果发现,技术引进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且技术引进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存在时间滞后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引进税收优惠促进了企业非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未促进企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时间动态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引进税收优惠对企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效果随时间呈先抑后扬的“U”形特征。拓展研究发现,技术引进税收优惠主要通过加剧市场竞争来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且技术引进税收优惠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为促进企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国家应使技术引进税收优惠聚焦核心技术进而激励企业核心技术创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通过Python抓取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管理层谋求私利的激进避税行为,使管理层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避税策略。具体来说,相应的内控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制造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关启示。     

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增值税税率降低的视角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是政策支持的关键。以2018年5月实施的增值税改革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增值税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增值税减税在2018年政策出台当年及之前年份中政策效应并不明显，而在2019年与2020年政策效应更为显著。从具体机制来看，增值税减税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升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体系，落实落细相关政策，通过减税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增强企业长期经营信心，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组织韧性——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研究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异质环境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机制以及两者兼具的有调节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维度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2)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能够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基准效应。(4)环境不确定性可以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数字化转型越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同时,环境不确定性还能调节组织韧性稳定性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企业创新越能促进组织韧性稳定性的提升。     

多个大股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单一大股东，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概率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而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源是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在从单一大股东模式变为多个大股东模式以及多个大股东越分散的模式中，企业越可能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提供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自股权结构安排的新视角，也为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效应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支撑。     

“拥抱”还是“拒绝”：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在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否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驱动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研发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创新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足以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产权、非政治关联与市场化强度更低的地区中更强。     

增值税转型实施效果的经济法反思——以江苏地区为调研对象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增值税转型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小规模纳税人税负的调整促进了其与一般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取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增值税优惠的政策促进了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与税收平等,固定资产的抵扣给不同行业带来不同程度的税收实惠,对矿产和再生资源政策的调整体现了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但是,增值税转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法律位阶较低,固定资产抵扣引起的就业问题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素供给与企业数字化水平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力度强的地区更明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增加技术、人才、资本和数据要素供给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之间有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本文对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市场变革和促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对在孵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提高企业存活率、促进科技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载体。孵化器税收优惠是支持在孵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2015—2018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落实情况和相关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税收优惠措施对在孵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孵化器服务的中介作用。通过税收固定效应模型及联立方程组,考察税收优惠这一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对在孵企业研发投入及创新行为具有一定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通过孵化器这一中介机制发挥作用。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最大激励。那么,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以2010—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各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对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可以有效促进当地上市公司实现数字化转型。并且,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支出和数字专利申请,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以及社会服务协同配合,强化了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低研发补贴和低税收优惠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应当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优势,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何以更有效？——基于数字化转型与R&D归类操纵的证据

如何切实贯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节点。立足数字经济时代，聚焦该政策可能引发的R&D归类操纵，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遏制这一投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控质量和所处法津制度环境与数字化转型形成“治理互补机制”，共同推进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地实施；数字技术的效果存在差异，其中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显著优于其他技术；区分费用操纵方向，发现“虚增”研发费用的企业更倾向依靠政策获得减税优惠，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了治理功能；考察2017和2018年政策集中调整的影响，发现扣除比例提高和覆盖范围扩大有效缓解了R&D归类操纵。研究结论对如实评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效用、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治理功能、明确R&D归类操纵的监管重点领域，具有启示意义。     

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与数字化转型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点，以缓解企业税负为目标的政府减税激励能否助力数字化转型值得研究。精准识别减税激励政策作用对象是在政府财力有限情况下积极发挥减税激励效果的现实选择，也是全面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的内在要求。本文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研究了如何实现减税效果最大化并带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借助2008—2016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与企业供应链数据，研究发现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显著促进了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上游企业减税激励对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不明显，这主要与上下游企业垄断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有关。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不仅导致对其自身经营绩效的优化，而且通过供应链传导带动中游企业现金流优化与规模扩张，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内部数据共享，使中游企业拥有充裕的资金进行数字化相关的人力资本升级与投资。上游企业由于垄断能力较强导致传导效果受阻，无法实现类似下游企业减税激励溢出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为更好选取减税激励政策的作用对象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成长: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关乎企业成长,也关乎中国产业数字化的成败。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技术提取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成长,并且数字化转型对头部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对80%分位点企业的影响是20%分位点企业的3.67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上述结论。异质性分析发现:(1)现阶段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中的效果优于非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得益于国有企业为地方政府承担"政策性负担"而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倾斜;(2)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当同城市同行业内有多家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时,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的效果会更好;(3)在制造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影响显著,而在服务业中则没有捕捉到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劳动效率和降低营业成本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的主要中介机制,在总效应中分别占24%和18%。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探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对企业R&D影响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税工具对企业R&D的影响机制,进而对目前中国对企业R&D实行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别测算出了新旧企业所得税法下税收优惠实施强度的B指数。本文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对两种政策工具对企业R&D活动的激励效果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比财政补贴对企业R&D投资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但财政补贴针对性强,反映迅速快捷的特征是税收优惠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