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化形成机制与去美元化对策研究北大核心

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了美元化的形成机制、现实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从金融化角度来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黄金-美元体系、石油-美元体系以及制度-美元体系三个阶段;其中,制度-美元体系即全球金融化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制度下,以金融化为纽带实现的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融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的美元国际货币权力进一步扩张;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主要以美元化方式实现,而全球美元化通过商品金融化、技术金融化和制度金融化等三重金融化机制实现,其中商品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形成基础,技术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催化剂,制度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根本保障;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美元化给外围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外围国可通过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防止技术金融化、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三化”改革的危害等方式去美元化,中国须关注国家对本国金融权力的掌控,应把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作为去美元化根本战略。     

阿根廷货币美元化与实际汇率波动的非线性模型——基于1986-2008年月度数据分析

文章以1996年1月至2008年6月阿根廷的国内货币美元化水平指数和实际汇率指数为样本,借助最小二乘法,构建了阿根廷货币美元化水平指数和实际汇率指教的对数二次型回归模型.根据得到的该模型,阿根廷货币美元化水平的实际汇率弹性为-0.66.这与实际结果相符合,同时,根据货币美元化水平指数和实际汇率指数的对数二次型回归模型,得到了阿根廷货币美元化的最优水平为0.21.在该最优美元化水平下,阿根廷实际汇率指数为2.075,与1996年1月的实际汇率相比较,在最优美元化水平下,阿根廷发行的比索实际上发生了贬值.     

美元化的政策效应分析和我国的对策研究

开放经济下，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已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为适应这一变化，各国的政策制定由强调本国国情逐步走向遵循国际协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货币的趋同。鉴于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仅就美元化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我国的美元化程度，同时提出防范美元化的一些对策。     

美元化,货币区域化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北大核心

自1980年以来,一些国家把美元化作为抵御金融危机的手段,但美元化的代价十分高昂,只能作为紧急情况下迫不得已采取的极端措施,从长期看,发展中国家要防范金融风险,建立区域性货币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拉美国家的汇率制度与美元化

汇率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通过分析拉美汇率制度的变迁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 ,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汇率制度。第二 ,拉美国家的决策者似乎也面临“三难选择”。第三 ,与东亚国家相比 ,拉美国家的汇率经常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美元化被认为是一种规避汇率风险的特殊制度安排。虽然 3个拉美国家 (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厄瓜多尔 )已实现了美元化 ,但在可预见的将来 ,这种安排不可能被所有拉美国家采纳。事实上 ,即便在整个世界 ,实施美元化的国家 (地区 )也为数不多     

美元化的定义、形成机制及成本和收益:一个文献综述

近几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的混乱促使一些新兴国家都在考虑试图通过经济的美元化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那么,何谓美元化?美元化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美元化的成本和收益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围绕这些问题,人们从不同的层面对它们进行了众多的研究。本文将对这些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和简要评析,以期为国内经济学界对美元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参考。     

拉美货币美元化的可行性与前景分析

拉美美元化问题的提出有其理论与现实背景，美元化会给许多拉美国家带来巨大利益，其成本也不应该被过分地夸大，而且美元化在拉美具有可行性，对许多拉美国家来说都是一项技优的政策选择。虽然目前美国对协助拉美国家实行美元化并不积极，但美元化符合美国在西半球的战略利益，从长期来看，美国迟早会改变目前的态度，积极推动拉美美元化的实施。因此，在内外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随着美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美元化在拉美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     

巴西与阿根廷建立双边贸易结算非美元化机制

巴西与阿根廷两国政府9月8日签署一项协议,从今年10月起将实施双边贸易结算非美元化机制,以两国本国货币代替美元参与双边贸易。这一协议于今年10月6日正式生效。根据该协议,两国货场每日收盘时公布的巴西货币雷亚尔与美元以及阿根廷货币比索与美元的比价而计算,汇率之间的差价将由两国的中央银行进行补偿。     

论货币替代、美元化与货币错配

货币替代、美元化与货币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问题,三者都会对其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它们在现象上非常相似,相互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密切,但是在本质上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形成机制等方面也不同。     

警惕粮食美元化绑架全球经济

自从上世纪70年代,美元放弃锚定黄金后,美国通过与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签订秘密协定,美元取得了作为出口石油唯一定价货币的国际地位,美元开始锚定石油。自此,全球石油贸易成为美元绑架世界经济的根本因素之一。     

金融去杠杆、股价变动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以 2010-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了股价变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金融去杠杆对两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价大幅变动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负向关系,金融去杠杆缓解了这种不利影响。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股价变动一方面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管理层的代理成本,二者共同作用减少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结论表明,国家应持续实施金融去杠杆调控,稳定股价变动,促进企业创新行为。     

检察机关去行政化机制研究

检察机关去行政化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纠正检察机关机构建设及运作模式的行政化倾向,避免行政机关等在检察机关检察权行使过程中进行外部干预,恢复以法律监督为核心内容的检察权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其间,涉及检察机关外部行政化的去除,亦包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化的调整.     

科研管理去行政化对策研究

科研管理的行政化是指对科研活动采取以上级领导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并对上级负责的层级式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在科研立项、人事管理、科研经费及考核评估。科研管理产生的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文章认为科研管理去行政化,需要从树立服务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引进第三方力量等方面加强建设,以更好地促进科技创新。     

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对市场化改革实践发挥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它在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还表现为其理论研究规范性的不断增强,但这种积极变化是伴随着其作为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功能与话语权的弱化出现的.这一格局必将影响到今后国家大政方针决策对基础经济理论的选择,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也会影响到政治经济学科自身的命运.本文就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做一回顾总结,以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与特征做出某种判断.     

全球排放贸易体系:一个幻想?

目前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未来应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文质疑该观点,提出:1)全球排放交易体系的福利效果并不确定,可能主要能够降低的是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可能造成福利下降的后果;2)各国参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应该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致力于形成"林达尔均衡",而不是全球排放贸易体系所代表的"瓦尔拉斯均衡";3)推动全球排放贸易体系的动力在于发达国家产业集团对规制的偏好和利益,而发达国家优先采取排放交易政策,主要是出于国内及国际政治考虑,而非因为全球福利最大化;4)发展中国家在考虑国内气候政策时面临选择的困境,需要谨慎考虑。     

休闲农业产业体系形成机制研究

发展休闲农业的核心是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休闲农业产业体系是一个专业化、社会一体化、网络化的综合性系统。本文对休闲农业产业体系形成机制的研究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阐述,然后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休闲农业产业体系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相关结论。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趋向在21世纪以来日渐清晰.从历史视角考察金融化,至少有三个方面与其相关:第一,资本主义积累的障碍;第二,与资本主义积累障碍相联系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以金融资本发展最为成熟的美国的经验资料为研究对象,金融业资本的收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金融业企业的收入来源、国民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结构、金融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和收入,这几项指标充分证明美国的经济确实存在明显的金融化趋向.     

基于金融生态视角的金融中心形成机制研究

本文借鉴生态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从金融生态的视角,构建了金融生态概念模型,分析金融中心的不同形成机制,并以深圳金融中心建设为例,验证和分析了基于金融生态视角的金融中心形成机制,最后得出了对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三条重要启示。     

全球流动性风险和对策

借鉴国际清算银行的测量框架,本文认为,私人流动性本质上指融资意愿,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跨境传递特征;其周期波动与金融危机密切相关,与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政策取向相关,而新兴市场是全球流动性的被动接受者;有效减缓全球流动性周期波动幅度、降低跨境流动性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及时提供救助以避免系统性破产,是全球流动性管理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个涵盖国别、双边、区域和全球在内的应对框架和全球金融安全网;全球流动性机制建设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提供了契机,也为国内各项政策协调提出了挑战。